由于北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大量外地人口进京看病就医，使北京三级医院不堪重负，也加剧了城市人口和交通负担，甚至被戏称为“全国看病中心”。

　　全国人民都到北京看病的情况早就引起了各方关注，而且多年来都一直成为“两会”的重要话题，但是，这一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于是，问题越积越多，以致让所有人都不堪重负，累心累身，而且并不能有效缓减患者的痛苦。

　　全国人民都上北京看病最受伤的是病患者，他们不仅会增加治病的成本，如食宿、交通和家人的陪伴外，还会因为过多的病患集中到北京的各家医院得不到医护人员应有的精湛技术服务和心灵层面的关心慰籍，因为病人太多，每位医生无法静下心来仔细问诊看病，更不用说体现一下人文关怀了。仅仅是言语的语速、音高等也足以造成医患矛盾，更不用说由于无法全神贯注诊治疾病造成的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医患矛盾。

　　北京成为看病中心也让医护人员劳累。因为，北京的三级医院基本是“满场”状态，其中外来病人大约占三分之一，天坛医院、肿瘤医院的外地病人比例更高。北京儿童医院院的急诊科是个苦差事，每天急诊量300多人次，医生都高负荷运转。平均起来，北京的三级医院每位医生每天的就诊量都要达到100人以上，为患者服务的时间也就是几分钟，问话也只是几句，这除了让医生也不堪重负外，也对疾病的治疗极为不利。

　　全国人民都上北京看病还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甚至有点“殃及池鱼”。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也交通、食宿和其他供应都会水涨船高，明显提高价格，让一般人，尤其是微薄收入的工薪阶层感到生活质量不高，更不用说找到诗意的栖息感觉了。

　　显然，要让全国人民都不上北京看病就要让北京的医疗资源分流，并且让各地的医疗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让北京的医疗资源分流有许多措施，核心问题是不要统得太死和管得太集中，让市场来决定供需。其中，允许医生分流行医或允许个人行医是一项重大举措，只是这些年这个问题一议再议，没有下文。

　　不用说与国外自由的行医制度对比，仅仅与中国古代的医疗供需制度相比，现在的集中和统一管理医护人员就显出了制度的短板。在同样是需要看病治疗的中国古代，为什么不会有全国人民上京城看病的盛况？原因是，名医们并没有扎堆于京城，而且名医们也有很多是游医，比如，华佗、扁鹊、李时珍等都是游医。

　　唐代的孙思邈虽历经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并一再受到他们的邀请，也从未到长安行医和做官，而是一生隐居在太白山上。既然名医不居京城，且居无定所，全国人民也没有必要去京城看病。如果开放全国的名医，让其能到各地自由行医，并且接受医疗管理部门的管理，就会让全国各地的病人都有幸获得名医的诊治。

　　即便是现有的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也凸显出来，而且这类问题并非不好解决。例如，地处河北燕郊的燕达国际医院是一家民营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距离北京市中心仅30公里，但附近的人宁可上北京看病也不愿在这里看病，使该院的床位闲置率高达70%。原因并非这里的诊疗技术差或价格高得离谱，而是医保异地报销麻烦，报销手续繁琐，报销周期长。

　　让病患分流还有一些稍加改变就能实现的措施，但也迟迟未能实施和推广。例如，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曾指出，“中国医疗体系缺少一个‘看门人’，就是缺少一名全科医生，在病人去医院前判断是否有其必要。没有了这个看门人，哪怕只需要简单家庭护理的病人，也会寻求昂贵的医院诊治。”

　　这其实就是医疗的分诊和分流，而且在国外已实施多年，实施的管理也很简单，就是在医保政策中规定，病人在家庭医生或社区全科医生首诊后才能转诊到大医院，并且只有经过这种程序才能经医保报销。如此，就会将病人从社区医院向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逐步分流，使三级医院更专心致力于疑难病例和科研攻关等。

　　既然有如此多的成功经验，为何不采用以便方便公众，不让所有人为看病争相到北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