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4月16日电（记者贾玥）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党政机关和企业对公务用车进行了拍卖。五粮液集团开国企之先河，先后两轮共拍出公车571辆，成交额4764万元。沈阳大东区拍卖121辆公车；江西新余市464辆公车拍卖成交额近2700万元；山东莱芜等地的公务车日前也被拍出。

    有评论认为，2014年全国将掀起公车拍卖潮。事实上，随着2013年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公布，各地公车改革进度在明显加速。记者注意到，车改对于拉低各地“三公经费”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补贴标准不一等争议问题，亟需在国家层面做出统一的政策安排。

    多个地级市车改后平均每年省2000万元

    执着建言公车改革的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测算，目前全国的公务用车在200万辆以上，包括副省级以上的专车，正厅级到科员的一般公务用车，以及保证执法、执勤等需要的其他车辆。

    “保守估计，全国上下至少有50万干部在使用公车，《条例》直指‘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如果能够实现就是真正的‘壮士断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对本网记者表示。

    经本网记者不完全统计，多个实行公车改革的地级市平均每年可因此节省经费2000万元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该市如果按照800辆公车计算，每辆车的司机工资、油费和过桥过路费等每年至少需要8万元，也就是总共花费6000多万元。实行车改改发交通补贴后，加起来不过4000万元。

    同样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铜陵市市长侯淅珉透露，铜陵市在2009年启动公车改革后，每年可因此节省1300多万元。湖南省岳阳市此前则表示，按每台公车每年减少0.5万元运行经费计算，每年可节约财政经费2000万元以上。

    据广东媒体报道，2004年8月启动主要针对市直机关的公车改革后，中山市每年可节约财政经费2200万元。东莞市因车改一年节省3000万元。实行车改后，佛山市市直机关公务用车总费用年均节约2000多万元。惠州车改之初预估，每年可因此节约经费2000万元。

    公车消费一直是我国“三公经费”的主体。数字显示，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79.69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为43.99亿元，占比57.36%。通过车改可以拉低公车消费，从而推动“三公经费”的整体下降。

    各地交通补贴发放标准不一引质疑

    《条例》中提出，公车改革要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同时强调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但从各地试点的情况看，交通补贴发放标准不一、过高，是多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以江西新余为例，一个参加车改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可得到个人公务交通补贴2500元。此外，该市还设有单位公共交通经费，按照该单位个人公务交通补贴总和的10%-15%划拨。对比来看，2013年新余市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070元/月。

    试点车改的浙江温州和杭州，也曾被公众质疑过车补标准。温州市规定正处级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杭州市则从600元/月至2600元/月不等。温州市把参加车改的单位分为三类，并根据具体用车量确定车补数额；杭州市则以工作职能、责任、公务活动所需交通开支为依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丕反对为官员发放车补。他对本网记者表示，在政府上班的公务员，怎么从家里到政府机关，再怎么从政府机关回到家里，这根本不是需要政府考虑的事情。凡在机关上班期间需要因公外出的，可以通过打车解决，回来报销车票就够了。

    乔新生指出，我国多地试点的公车改革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即把现金补贴变成官员的福利，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往公务员工资卡里打钱，这个做法最糟糕。相比之下，可以考虑使用公车卡，并通过定点、定量和定人的三定原则规范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余、温州还是杭州，都明确补贴不计入工资，而是存入专用账户，不可提现或挪作他用。这一显示改革诚意的作法也受到了一定的认可。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呼吁，为消除公众疑虑，各地的车补应执行统一的发放标准。山东省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吕兆毅建议，车改制度应与公务员工资制度一样，由国务院颁布政策，不应有因地方财政差距导致的车补差别。

    杜绝反弹需加强监管和放下特权思维

    从去年至今，公车私用一直是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本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至少曝光30起有关案件。即使在实行公车改革的地区，违规使用公车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公车改革后，一些职能部门或领导以“借用”为名，长期使用企业车辆。一些企业甚至主动为政府官员购买专车并聘任专职司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南平认为，公车使用的内部监督透明性差，公众参与度低，作用不明显。治理特权车亟须形成稳定、常态的外部监督机制，公车悬挂“公车统一标识”或许是较好的监督。

    湖南岳阳正在对此做出积极尝试。岳阳市在公车标识中备注监督电话号码，反面注明了不准用公车旅游等“公务用车八不准”。该市还规定，凡是节假日，只有值班公车可以使用，一旦发现非值班公车处于行驶状态，监控系统将予以记录并“报警”。

    2013年9月以来，安徽庐江为420辆公务车辆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利用监察平台进行“全天候”实时监管。根据北斗电子监察平台记录的车辆运行轨迹，定期轮流抽查车辆报销费用、车辆行车日志等，核对运行轨迹与车辆费用、车辆行车日志的一致性。如果记录不符，就被视为违规用车。

    从1994年至今，公车改革已迈入第20个年头，期间或因监管乏力、或因阻力重重而“半途而废”。近年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及“条例”的相继出台，公车改革的政策环境已出现积极变化，从中央到地方都为公车改革注足动力，现在亟待为实现“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目标而奋力冲刺。

    “公车改革牵涉到政府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廉洁政府的问题。”吴丕指出，公车改革的推进、落实，最大的阻碍就在于政府自身、官员自身，愿不愿意放下特权思维，接受人民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