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有机构在一些粮食主产县调查时发现，规模经营主体的土地单产要比小规模农户低，大户的单产要比小户、散户的低。乍看之下，有些意外，因为这个结论和以往的认知差距挺大。

    一直以来的印象当中，认为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规模经营主体会更加注重粮食生产效益，更在意科学种田，更愿意选用优良品种、使用先进技术和机械，应当说这些都是有助于节约成本、增加产量的。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规模效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效解决种田比较效益偏低的问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发展，还有助于调动务农投入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因此，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到去年底，全国农民承包地流转已达到3.4亿亩，占到总承包地面积的26%；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超过287万户。

    农民种地规模太小，很难提高效益，增加收入。可如今为啥出现了规模上去可产量下来的情况？静下来想想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就是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并非完全正相关。规模经营主体或大户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是事实，但他们在耕种大面积土地时，很难像小户一样实现精耕细作，雇工帮忙时如果再管理不善，那土地产出率降低、经营亏损几乎是一定的。既然这样，土地流转规模就不该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有个度。如果缺少度的把握而任由土地大面积流转，经营规模是变得可观了，单产却没像预期那样增加，这种流转还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关于土地流转的“顶层设计”，一直都在强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此相对应的“基层实践”显示，农民在自主自愿推动土地流转时，更多地体现了尊重自然、尊重市场、不急不躁的特征。但是在上下之间的个别地方，在土地流转问题上却一味地“贪大求快”，甚至把土地流转的快慢、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当成农村改革成效的评判标准。

    土地流转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搞大跃进，人为垒大户。那么，引导形成合理的土地经营规模，那个合适的度应该在哪里呢？总体来说，还是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生产手段改进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及经营主体的管理水平等相适应。同时，也要继续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各地应按照自己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选择一个合理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区间。在此过程中，必须要保证的就是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唱主角。扶持但不包办，引导但不替代，真正做到土地流转能够惠民、利民、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