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弃婴岛”让偌大的羊城不再宁静，它所带来的伦理冲撞和远超预期的弃婴数，着实令人揪心，也让决策者纠结。设立仅十余日，接收弃婴数便迅速突破100个，远超其它试点城市；有的父母携行李箱远道而来，离去时镇定自若，全无骨肉分离的悲伤；前日更接收到首例死婴。

    广州福利院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个保育员要照料20个孩子，一顿饭排着队喂，起码要两小时。长期缺人手，有钱也招不到工，福利院的孩子“躺在米缸里挨饿”……这些细节实际上揭示了最浅显的道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养育者，也是人伦和法理上的第一责任人，即便外界能承担弃婴的养育之职，但其局限也显而易见。

    因此，在任何国家，弃婴都有违人伦法理，都要受到道义谴责甚至法律制裁。设立弃婴岛其实是在情理悖论中的无奈选择，关键是要在道德、制度、法律上寻求平衡。弃婴岛初设，当人们为“新事物”诞生而探究其合理性时，隐匿的社会伦理缺陷也开始显现。尽管被弃者多为残患儿，父母或有不得已的苦衷，社会应当同情；但作为父母，遗弃孩子就意味着道义的背叛，舆论也不能因宽容而放任这种行为。

    当然，也应看到，在全国多城市的弃婴岛试点中，唯广州出现如此始料不及的“弃婴潮”，确有特殊原因。诚如市民政局负责人所言，在没试点前，广州就是全国接收弃婴最多的城市之一，每年达三四百个。如今所谓的“弃婴潮”，实际只是以往问题的显性化，从分散全市到集中于“岛”这一点上。弃婴集聚羊城，亦是多种因素所致，与经济发达、医疗资源集中、风气开放、流动人口多等有关，可以说，广州这个小小的弃婴岛，承载的远远不止这座城市的弃婴。就决策层面而言，在资源配置上，必须考虑广州试点的特殊性而有所倾斜侧重。

    对广州的弃婴岛现象，既不必大惊小怪，更要慎言“叫停”。毕竟，在道德法理与生命救助面前，任何争论都不可忽视对生命的敬畏。开放弃婴岛，在我国刚刚起步，而类似的社会救助，在欧洲许多国家已存在数百年，但至今仍争议不断。说白了，弃婴岛本身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只要无法杜绝弃婴现象，这个“岛”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当下最迫切的是应探寻弃婴背后的深层原因，强化制度的补缺和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