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4日,我曾在《温州日报》发过《罗哲文与苍南古建筑》一文,介绍罗老对保护中国古建筑的贡献,记述他两次来苍南县的“僻壤”,“钦定”蒲壮所城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高度评价“穷乡”碗窑古村落的情景,表达了对大师关切乡土建筑和终生为之奉献精神的敬仰,也期盼当地对乡村古建筑能有所爱护。去年6月的一天,我陪友人、一位年长的民间古典家具爱好者参观碗窑博物馆时,他见到馆名出于罗老手书,无不惋惜地说,罗哲文走了,要不我会托你求他一张墨宝的!我惊呼:罗老走了,我竟然不知道啊!什么时候走的?我春节时还给他发过祝贺短信呢!
从碗窑博物馆回来,我赶紧打开电脑搜索,果然,他的确是201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这也算高龄仙逝驾鹤西归;就苍南习俗来说,应该是功成名就、洪福齐天,后人也不必痛惜了。然而,对此噩耗苍南竟然一点不知,从无报道,从无传闻,而我平时不大上网,也信息全无,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小的遗憾了!
罗老走了,苍南不知道,我很感突然,不免陷入追思。
暂且不说,罗老一直位居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高位,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古建筑大师,早年他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成为梁思成的关门弟子。1950年代,当北京的牌坊彻底消失,又要打一场拆毁现二环路原先古城墙的“人民战争”时,他伴随梁先师向领袖呈上万言书,力陈保护的种种必要,以及拆毁的种种不可行,在得到总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无奈又委婉的“退复”后,师生俩深怀抱憾痛惜之情,脚踩自行车,环绕北京整座古城墙,测绘、画图、拍照;顶寒风冒艳阳,蹬车攀爬,历经数十日,专程收集整理古城墙珍贵资料,为的是尽一己之力将“书面城墙”留存后人;然而暂存于罗老家中的这最后努力成果竟然又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家抢夺,成永久失落,更使北京古城墙的准确图样及文字等珍贵资料在世界上永远消失。单就他以古稀高龄,在任上两次莅临苍南,考察、鉴定、审批、上报蒲壮所城位列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隔天两度考察碗窑古村落,给予极高评价,还为碗窑博物馆亲题馆名,苍南就不应该对他离开人世的信息不知晓。而我,当然也就更不应该不知晓了……
苍南蒲壮所城是600年前,明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军民共建”的防御性卫所,东、南、西三面环城,北面接山,保存完整;城内街巷阡陌,院落连环,居民安居乐业;环山的一面密布民间庙宇十多个,儒、道、释、基督四教齐备。而在苍南境内还有同时期建成的一所更大规模的“金乡卫城”,可惜被1980年代之后的商品经济大潮几乎淹没殆尽了,那蒲壮所城在苍南、在温州,乃至整个东南沿海都有一定的唯一性。1993年开始,苍南将唯一的蒲壮所城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记得当时的申报史料还是文化局金亮希同志将所拍照片粘贴纸上,加上手写的文字说明装订成册的,但仅此也就玉成了罗老与苍南乡土建筑的美缘。这期间,我在驻京办任上,自从首次陪同林秀政副县长和文化局胡立、金亮希在北京得以与罗老结识后,多次前往他在安定门外一处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住处拜访、探寻报批结果。每次罗老都笑脸相迎,耐心而坦率地说明几次从国家文物局到国务院来来回回报送与退回的经过。这有理念的差异,也有对文物保护认识程度的差异,当时也正值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期,领导人认为,国家财力有限,每年每次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不能过多,要渐次安排。罗老他们认为,我国文物比起国外不仅数量而且等级都是绝对的“大巫见小巫”,而列入“国保”级的绝对数量比起国外又是少得多,应该尽量尽早多公布、多保护;公布了就可以调动地方政府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其实并不用中央拿出多少钱的。我也知道了正是出于罗老的坚持,才使国家对国保单位公布数量从一再减少到每年增加,才使苍南申报的蒲壮所城历经4年于1997年终被名列其中。
也正是获批前后的1997和1999年,罗老两次亲临苍南考察、审查蒲壮所城的现状与保护修缮工作,留下了他在苍南乡野的足迹,也将苍南乡土老建筑的无数景观特写留存在了他随身携带的相机里,更留下了他对苍南的美好情怀。
罗老首次来苍就直奔县城以南70公里外的“蒲壮所城”。在返回的车上,陪同的林副县长提到西向20公里外也有一处300年历史保存完好的陶瓷古村落。他马上说,那得去看看!当驱车来到碗窑已近黄昏,罗老不顾舟车劳顿,立刻兴奋不已,爬上跳下,用相机各处狂拍。无奈天色已黑,他们只得回到高楼林立的县城用餐投宿,准备按既定计划第二天中午按时登机返京,可是当晚餐后回到宾馆休息时,罗老却又给林副县长打来电话,说能否明天起早再派车到碗窑一趟,今天还没有看全、拍够,很想明天一早再去补看、补拍,林副县长当然称好。第二天,罗老一行一直在碗窑查看,一直满打满算到车行机场加临界登机的时间点了,才在随从的一再敦促下上车离开。他在车里大赞碗窑山地建筑的精美和古陶瓷生产线遗存的传统文化价值。
2006年,我主持修建民间集资的碗窑博物馆,立刻想到应该请罗老题写馆名。
2007年11月初的一天,我再次赴京前往安定门外他的二楼寓所。住处还是老住处,依然破旧拥挤,从玄关、过道到客厅书房,堆放的尽是书籍;书房兼客厅里坐着三位清华建筑学子在请他为自己的著作题写书名。他依然笑容可掬地让座沏茶,与我谈碗窑,讲蒲壮所城。当我向他讲述碗窑博物馆建设方案,并提出请他题写馆名时,他欣然应允。要知道,在京城邀请名家大师题字可是要一笔不菲润格的,对罗老“无偿劳动”的爽约,顿然使我惶惑不安起来。
大约从京城返里的10天后,我便收到了罗老寄来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共有三幅罗老亲笔题写的楷书墨宝,两幅是横书,一幅是竖书,都盖压他的篆书名章,还附有他用老式印花宣纸信笺竖写的一封亲笔书信:“成堡局长:嘱写之碗窑博物馆题字已匆匆写成寄请指正。如可用时字体大小笔画粗细均可按需要放大缩小。三幅字体也可按需要交换使用。匆此并祝:冬安!罗哲文再拜。二零零柒年十一月十六日。”寥寥数语,笔触间大师谦逊、质朴、平实、随和的品格和深厚传统文化学养跃然纸上,令人高山仰止。
碗窑博物馆落成了,由罗老题写的馆名悬挂在门楼上,参观者进馆时第一眼就能看到他秀丽端庄的楷体书迹。我也把他的书法原稿和给我的书信稿放置博物馆二楼展柜里展示,还寻找到当年那个夜晚,罗老在碗窑戏楼上打照手电筒、察看螺旋穹顶壁画的老照片洗印挂墙,以告慰罗老对偏远山村一个既非国保,也不是省保、县保的民间博物馆的厚爱。
幸好,碗窑博物馆尚能得到参观者的称许,算是没有愧对罗老的关爱。但是,深为罗老倾注过心血的蒲壮所城如今保护的又怎么样了?
对于蒲壮所城,我自从1980年代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刘文璞、杨勋他们多次来此,为国情调查《苍南卷》做调研以后,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去过了,这期间苍南县城和经济强镇龙港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这期间也有蒲壮所城归属的马站片区的什么农业观光旅游区规划和海滨渔寮沙滩景区旅游规划,我一直纳闷于一个国保级的600年历史古城村落近在咫尺,怎么少有被纳入规划范畴呢?我已间隔几十年未去,但凡参加规划评审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就纳言了。去年暑期,为了让在老美就读人类学的干女儿和即将赴纽约大学就读古建筑保护硕士的儿子感知乡土历史建筑文化,我驱车带上她们,前来凭吊这已经多年不曾谋面的心仪的蒲壮所城时,我的心失落了!
应该说,城墙本身还是保护维修的不错的。
我们沿着城墙上走过一圈,城外护城河也开挖整理的算“宽阔”完整。护城河外植下了面积可观的草坪,还有零星的普通小树木,那是获批“国保”后省里下拨的保护经费修建的,倒像公园?像成片绿地?找不到感觉!我们举目朝城墙下望去,满城尽是顶天立地的三四层时尚的“火柴盒”钢筋混泥土建筑,还有几处拆旧建新的工地正在围圈梁、打地基,原有的木构老宅、石板街巷、市井风貌竟然无处寻找。我们下了城墙,来到城内街道,脚踩的是水泥路面,几座小庙依稀尚存,但被新建楼房挤到了低矮暗处,几处残墙断臂也依稀可见,但我惊讶于竟然找不到记忆中1980年代的阡陌街巷与门楼井台了。古城北山侧众多的大庙宇本是蒲壮所城的一大组成部分,也是有别于他城的一大特色,可是当我们最后来到被广大摄影爱好者不断拍摄发表的“拔五更”——夜间庙会活动的晏公爷庙,竟然是一片杂乱,被抬出奔跑的晏公爷木雕塑像及其轿子也被随意地斜扔在一旁角落,沾满灰尘。
要知道所谓“城”者,并非单一的“城墙”,是城池屋舍街巷市井的整体文脉格调也,而蒲壮所城的脉络格调不见了!我本欲对儿女解说此国保的城郭型制、抗倭历史、建筑特色、民间信仰、庙宇特征,让她们感受祖国乡土文化的厚重,教育她们留洋勿忘文化之本的,可是面对此情此景,我语塞了——除了唯一的城墙外,除了解释经济大潮对“城”的淹没外,我还能说些什么?
但是,我想到的是,假如罗哲文依然健在,假如有一天他老人家又兴致勃发要再次来看看蒲壮所城时,真不知苍南人如何面对他,面对他与苍南结下的缘?
悻好,罗老走了苍南也并不知晓。
不知晓本身倒也无大碍,苍南乡野除了政治经济大事以外,对于京城文化人和文化事本来也就知晓得不多。但是,碗窑已经被当地文化部们申报了“国保”,也依然出现当年蒲壮所城类似的处于申报材料在国家文物局与国务院游走状态。可是,罗老已经走了,不知还会有人类似他那样的“坚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