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南京发布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通知各区环卫公司,要求给所有环卫工人购置专业防霾口罩。但有市民反映,在路过建邺区黄山路的时候,看到在户外辛劳工作的环卫工人们,并没有戴上专业的防霾口罩。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河西建环环卫建设公司竟只给管理干部采购专业防霾口罩,给环卫工人配备的只是普通纱布口罩。(12月9日《南京晨报》)

　　“防霾口罩给干部,工人戴普通口罩。”如果说无处不在的雾霾只是对身体有害,那么,雾霾当前由管理部门给出的这种应对秩序,则是在伤人心。面对雾霾,最根本的应对之道当是相关部门和社会拿出合力进行有效治理。但雾霾作为一种气象灾害,它注定不可能迅速消除。事实上,社会各方面,如何做好与雾霾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已经是一种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条件下,让那些不得不在雾霾之下工作的群体,如环卫工,享受到最优先的保护,乃是基本的应对伦理。

　　客观而言,即便是给环卫工发放专业口罩,也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只能说是迫不得已下的必须。尽管无人能完全幸免于雾霾的伤害,但对于公共部门而言,一个小小的普通口罩与专业口罩的区别,隔开的却是一种“共呼吸”的责任担当伦理。干部优先配备专业口罩,它像极了另一种形式的“特供”,当如是颠倒的应对秩序蔓延开来,未尝不是一种危害更大的“雾霾”。

　　某网媒的一篇评论不乏调侃地提出:雾霾在肆虐神州之时,也给我们民族和个人带来了五大好处,其中之一则是,让中国人更平等。客观上,雾霾面前无人能够幸免,这确实是一种“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更应该是基于平等的受难而生发出的共同应对的同理心。坐在办公室的领导干部领的是专业口罩,暴露在雾霾中的环卫工则只能佩戴普通口罩,如此应对,显然难以让人感觉到这种“平等”的治理决心。由此,又何以让人对共同承担和共同治理抱以乐观?

　　当雾霾袭城成为一种既定事实,每个人都只能选择共同应对。同时,公共部门也需要将有限的救济资源优先分配给最需要保障者。如果在口罩的发放上,都依旧遵循“官员优先”的治理秩序,又何以让人相信“休戚与共”的责任共鸣?雾霾可怕,更可怕的是治理思维上共鸣感和责任感的断裂,人为制造置身事外的“避难特区”。进一步言之,呼唤一只“平等”的口罩,更意味着在雾霾应对的责任链条上,从政府到环保部门到企业到家庭乃至个人,都能承担科学合理的责任分配,舍此,注定雾霾难去。

　　“与雾霾的较量或许还刚刚开始”。而诸如口罩发放失序这样的治理插曲,或许也只是类似失序的开端。它背后的潜在语必须被看到:雾霾的形成肇始于粗放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缘于总有一部分人觉得自身能够置身事外,正如一篇媒体评论中所揭示的:个体的理性最终“成就”了全体的非理性。而治霾资源的不当分配反衬出的治理和应对思维,未尝不是那种短视“理性”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