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一直是热点问题。今年8月，坊间多次传出国家将“放开二胎”的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回应中多次提到：正在调研、制订调整生育政策的方案。

　　这究竟是份怎样的方案？从八月起直到前日，三次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连续的追问，新闻发言人以“没有得到授权发布更多内容”等作答。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的马旭明确表示，江苏、吉林、辽宁、安徽、福建、天津、上海已针对农村家庭试点“单独二胎”。

　　近日，新京报记者赶赴江苏苏州和山西翼城调查。调查发现，对于城镇化速度极快的苏州来说，只针对农村家庭开展试点，一方面，难满足由“村民变市民”的单独家庭的生育要求；另一方面，一些符合政策的家庭，又不愿生育二胎。

　　而对于翼城这个农业县来说，过去28年，该县在农村低调进行放开二胎“试验”。28年过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

　　回应可“参照以往”。10月10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媒体“生育政策将如何调整”的提问，卫计委做出前述回答。

　　这已是卫计委连续第三个月回应类似的问题。前两个月，面对新华社记者的追问，卫计委以“没有得到授权发布更多内容”作答。

　　在苏州北桥，老计生助理薛惠琴一直关注着生育政策的动向。

　　走在街上，她常被人拉住问，“听说明年就要放开二胎，您看，我和我老婆今年可以准备了吧？”“我儿媳妇的节育环是否可以取出来了？”

　　江苏省从2002年起，在计生条例中正式确立“单独夫妻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但要求女方必须为农村户口。

　　10年过去了，苏州快速地向城镇化、老龄化方向转变。现有生育政策很难适应当下社会发展。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连续几年在全国和江苏省人代会期间，提出议案和建议，希望高层允许苏州探索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目前，这一建议尚未被采纳。

　　33年政策未大调 两代人二胎愿落空

　　尽管已有个10岁的儿子，秦强(化名)和妻子还是想要二胎。当34岁的妻子意外怀孕时，秦强却只能带她去做人工流产。

　　“他们这样的夫妻生下第二胎，不仅要被征收高达约20万的社会抚养费，还会被开除公职。”苏州北桥街道计生助理薛惠琴摇头说。

　　36岁的苏州人秦强身上有这样几个标签：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城市户籍，公职人员。秦妻，则是拥有城市户籍的非独生子女。

　　很早之前，秦强的妻子是北桥农村户口。按现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可以合法生“二胎”。

　　但苏州已迅速城市化。以农业为主的吴相市，2000年并入苏州，称为吴中区和相城区两个城市发展新区。

　　夕日的农民，住上楼房。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学、工作，多数成了城市居民。

　　秦强和他妻子也成为公职人员，户口迁到城镇。同时，失去生二胎的政策照顾。

　　面对秦家，薛惠琴其实有些尴尬。

　　33年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身为公社妇女主任的她曾劝秦强的父母，不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了：“现在你们为国家做贡献，只生一个，30年后，儿子长大了，就能生两个”。

　　转眼，30年过去又3年，到了做外婆年龄的薛惠琴，不知该如何劝慰秦家失望的两代人。

　　生育意愿各异 能生的未必生

　　一方面，部分不合条件的夫妇想生二胎；另一方面，符合生育二胎条件、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在苏州也越来越多。

　　年近40岁的毛建凤，因工作成绩突出，刚被选调到北桥街道办。很可能接薛惠琴的班，全面负责计生工作。

　　她的户籍仍在农村。毛建凤夫妇，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但毛已放弃“再生一个”的想法：“工作忙，没有精力再照顾小孩。”

　　早在2006年到2010年，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带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与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合作，在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选两个县开展《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在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4284名城乡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孩子的不到10%，打算生二胎21%。调查对象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

　　“这表明，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的首要因素。”顾宝昌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总的来看，少生孩子蔚然成风。

　　薛惠琴还算过一笔账。在北桥，3万多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000多人，三分之一是老人。如“放开单独”，城镇人口第一年申请生育的人肯定会多，“毕竟积压这么多年”。但以后每年增加的新出生人口，不会超10个。

　　“城乡政策不统一 不利地区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苏州已属于“超低生育水平”地区。市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远低全国平均水平。

　　多年来极低的生育水平，还致苏州本土居民越来越少。目前，苏州市常住居民1300万，其中户籍居民630万。流动人口超户籍人口。

　　苏州外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低于户籍人口。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抽样调查显示：16~59岁外来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户籍从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1.66年，即多为高中毕业。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指出，30多年来，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农村的计生政策松；针对本地户籍人口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计生政策松。

　　有人认为，有紧有松的生育政策，反而限制的多是有固定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能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环境的人群。以秦强夫妇为例。秦妻如果没有工作，因为农村老家还有房子和老人在，户口可以迁回去，反而能合法生育二胎。

　　“城乡二元且逆城市化倾向的生育政策，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矛盾已非常突出，调整非常紧迫。”杜国玲说。

　　政策调整承诺到期 调整方案尚未出台

　　2010年，是一项“30年的承诺”到期的时间。

　　这份承诺，源于《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它发布于1980年9月25日。

　　《公开信》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2010年年初，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单独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试点工作。

　　据《财经》杂志报道，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但政策调整未取得高层共识，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

　　时隔3年，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让生育政策的调整再度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少于2.1被称低生育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推算，现在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6。

　　专家测算，如果“单独二胎”逐步放开，生育率将从1.6回升到1.7－1.8左右，依然符合“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预期。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分批放开“单独二胎”已没必要。二胎生育意愿此前基本释放，“单独”政策能影响的，绝大多数是生育率很低的城市人口。

　　今年8月至今，国家卫生计生委多次回应放开“单独二胎”试点传闻，主动提到正制订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有消息说，近期，上述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等待批复。前日，卫计委例行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是否将出台有关二胎的新生育政策。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未作正面回应。

　　不管怎样，政策尘埃落定之前，作为实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人员，薛惠琴只能对前来咨询的居民们说，“要是孩子生下来，政策还没变，你们要做好挨罚的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