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规定，非京籍儿童在京上学，父母需办理“五证”后才能办借读证。由于条件不符，山东籍男孩军军的借读证明办不下来。军军母亲韩女士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交易当天，她被派出所当场抓获。（8月15日《京华时报》）

    学龄儿童信息采集5月31日就已结束。即使她办好借读证明，军军今年也已失去上学机会。徒劳的努力，其间苦涩，公众当能感同身受。悲剧既成，作恶者谁？警方依律办事，无可指摘；韩女士私办假章，也应付出代价……然而，法理维度内无比清晰的责任划分，在情感层面却为太多人所不能接受。

    在不少人看来，此事对应着“外乡人在都市”的许多社会命题。比如，大城市的“驱离”机制。所谓“五证”，本就是为控制外来人口涌入；再比如，外地人与都市体系的磨合状况。

    当“涌入者”未能通晓并习惯所在城市的行事逻辑，便注定只能以一副不设防的姿态，“裸奔”在风险社会中。韩女士的最大不幸在于，她几乎全然游离在这座城市秩序之外：不知道申请入学的准确流程和时限；不知私办公章的性质与风险；甚至，不知被抓后怎样申辩和维权——那些明确的禁区也就成了暗坑，怎会不遍体鳞伤？

    韩的遭遇，绝不只是个体之痛，而是大量城市外来者的共同处境。虽身处城市，但自身认知与行事方式，却游离于外。对城市的文化体系、生存法则等知之甚少，其后果是他们一方面缺乏利用规则争取权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极度缺少规避风险、摆脱麻烦的技术手段。故而，只能或孤岛般存在，或病急乱投医。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将军军一家置于高危的都市生活中，却不曾尽到“告知游戏规则与维权知识”之义务，多少有点挖坑设陷的意味。毕竟常识是，只有事先充分宣示了“规则”内容，然后再依照“规则”管理，才可具备起码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