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在接受《城市化》杂志采访时说：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应该涵盖全体国民。以下为《城市化》杂志的采访报道。

    就如何提高中国城市化质量，袁院长认为“这是个涉及多方面的大问题”。“首先要重新认识城市化的理念，认识到城市化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无论从生产组织方式还是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全民的实践。它不是一部分人住在城里，一部分人住在乡下，不是城市化率多大比例合适，城市化速度多快合适的问题。从内涵来看，城市化的最终完成，在要素和商品领域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市场；在生产组织方式上要形成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无论从事什么业态，完全是现代化的；在生活方式上，要实现以城市为标杆的现代消费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比率问题，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应该涵盖全体国民。”

　　就目前我国城市化的重点放在投资建设领域，袁崇法分析，原因在于整个经济转型发展中，我们希望城市化带动中国的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城市化既有投资，又有需求的拉动，所以把城市化看作宏观上调控经济或者引导经济发展的作用。袁崇法说，“它确实有这个作用，但如果将城市化仅仅看成这种作用，就会片面，城市化就会搞得过热，存在危险性。因为城市化意味着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说传统的二元结构社会，走向一个单一城市社会的历史性任务。”

　　他进一步阐释说，从经济上来讲，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将替代过去两种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通过社会分工的现代生产方式，将所有的业态纳入到一个社会分工大生产的体系当中。从业态本身来看，农业离不开工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这两者通过分工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社会形态来讲，过去纯粹的封闭式的农耕社会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已经不存在了。从经济要素流动、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看，劳动力在充分流动，资金在充分流动，土地尽管有各种限制，也还是处于流动状态。产品也是一样，不是农民想怎么生产就怎么卖了，而是按照市场要求。这个市场要求是按照统一的市场需求来界定农产品，即便不叫订单产品，也是按照市场需求在生产。这些都表明，二元结构已经很难找到明确的界限了。

　　基于以上分析，袁崇法认为，“任何一个领域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分工，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领域。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是统一的，社会化的，通过高度的分工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完整的体系，产业之间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独立。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也完全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

 　　在袁崇法看来，农民生活方式的追求样板就是城市生活方式，而城市生活方式也确实代表着现代生活方式。那么，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区别是什么呢？“现代生活方式不是自给自足，而是高度依赖整个社会提供的服务来生存。所以，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人越来越不独立。”在袁崇法看来，也正是依赖这样一个社会提供的服务，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所以，城市生活方式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现代理念的生活方式，农村生活方式要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就会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标杆，要求更多的社会服务渗透进去，提高生活质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要进城了。除了农村就业机会少，收入上升缓慢，进入城市，可以解决就业，提高收入之外，他们还可以实现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目前2亿多流动人口，1.7亿左右来自农村，意味着来自1亿多个家庭，这1亿多个家庭在过去10多年中，大部分都有人出去过，现在他们也和城市或多或少地有联系。”袁崇法认为，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不是做梦，而是一种已经步入的实践。这样一种追求是合理的，也给农民工更多机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此外，通过多年来调研各地的农村，袁崇法发现，农民希望和城里人一样过上平等的、现代的生活，即便在农村也有强烈的愿望。“比如河南巩义县竹林镇，这里离城市很远，村子周边并没有很好的环境，甚至连道路也不是很好，农民自己却在那里盖了一栋五层楼。这说明，他们要在当地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不是‘被上楼’，而是自己盖楼搬上楼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过去破旧的小茅屋，连人的尊严都保证不了。”

　　袁崇法还表示，从事农业，未必就住在乡村。欧美的城市化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并且对于农民来讲，不仅希望生活方式是现代的，而且希望从事的工种也是现代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不应该是追求表面上的城市化率的高低，而应该推动深入经济社会内部实质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