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這名來自山東的農民工，7月20日在首都國際機場引爆自制炸彈，以抗議其8年前於東莞開摩的時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冀聲稱他因開摩的而受到治安員毆打致殘以致下半身完全癱瘓，東莞方面則聲稱是因為查車而導致的交通事故造成的。無論真相如何，冀中星案再次警示我們關注珠江三角洲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以開摩托車載客為生的搭客仔群體。在現代社會，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應受到譴責與法律制裁，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反思暴力背后深層次的社會原因。

　　在珠三角，冀中星事件並非孤例。因警方查車而導致搭客仔重傷甚至身亡的事件時有發生，南方媒體多有報道，這樣的案例在東莞、深圳、廣州都發生過多起﹔而警察在查處搭客仔過程中也經常遭受暴力反抗。據《新快報》前兩年的報道，僅以廣州為例，僅2011年3至7月，就有超過100名警察在查處搭客仔過程中受傷。在廣州海珠區，2011年就有48宗搭客仔的暴力抗法事件，導致31名交警、54名協管員不同程度受傷。

　　在珠三角，一些絕望的搭客仔甚至用極端方式去報復社會。在珠海，一名搭客仔因其摩托車被查，而駕駛一輛泥頭車沖進一學校，造成5死19傷的慘劇。而深圳的“李國超事件”則引起了高達2000名其他搭客仔及群眾圍觀、襲擊警局及燃燒多輛警車的群體性事件。

　　在查處搭客仔的過程中，一方面是不斷有搭客仔身受重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另一方面又有警察遭受暴力抗法與襲擊，甚至也有無辜百姓付出生命的代價。如何破解這一困局，考驗著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與智慧，也考驗著社會管理如何實現創新，社會各方面如何共同協商擔責。

　　筆者自2006年開始系統研究珠三角的搭客仔群體，發現在這一區域，雖然也有部分本地底層民眾以搭客為生，但絕大多數搭客仔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與那些在工廠打工的打工仔相比，這些搭客仔相對年齡更大、學歷更低，更沒有一技之長。部分人靠全職搭客為生，另一部分人白天上班、晚上出來賺點外快（冀中星即屬於此種情形）。與本地搭客仔相比，外地搭客仔確實更易受到警察懲罰，甚至更易受到其他犯罪分子侵害，比如被搶。

　　如今，我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動力是新型城市化，它不僅僅強調土地的城市化，更強調人的城市化。到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的比例已達52％。一些專家預計，未來20年內，我國城市化水平可能達到70％，屆時將會有約10億人口居住在城市。然而，目前我們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隻能稱為半城市化，因為目前過半的城鎮人口中有15％的人口是農民工，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但並沒有本地戶口，因而難以在城市落根。我們廉價的勞動力，既有規模龐大的農村人口作為基礎，也有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這一過程剝離的因素。我國目前約有2.5億農民工，如果沒有這些人的真正城市化，我們的城市化不但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反而會成為城市中各種矛盾和沖突的根源。

　　對於珠三角的搭客仔群體而言，如果說缺乏與戶口相關的一系列社會福利與保障成為顯而易見的制度性歧視，那麼，城市對於社會底層的排他性社會發展政策——如一些城市禁外地摩托車卻不禁本地摩托車——則成為歧視中“看不見的手”。如何保障搭客仔群體的生存及合法權益、實現包容性社會發展，這不僅僅涉及新型城市化給經濟發展提供動力的問題，也涉及保障警察合法權益與防止社會上整體暴力產生的深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