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3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0日刊发专栏文章《中国城市化要避免怎样的陷阱？》，文章分析说，城市化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实际层面，城市化却处处充满陷阱。中国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化，另一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陷入城市化的这些陷阱。

    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和政府形成之后，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已经被提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高议程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城市化的确非常重要。中国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维持一个中速增长水平，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为高收入社会。

    这种转型的意义不仅仅在经济层面。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大多数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大等等。

    在实现长期的中速增长过程中，城市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和重要资源。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中国经济实现多方面的转型。

    城市化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但是，在实际层面，城市化却处处充满陷阱。

    在研究中国城市化时，人们需要提出和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来说，城市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行动者，他们对城市化的认知和这种认知之下的行为，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实际进程和前途。

    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城市化又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光看他们就城市化在说些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还会做什么？

    如果从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看，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经验看，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在不同时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他们首要的考量是城市化所能带来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效应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主要的因素是财政收入，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来说。这里既有中央层面的税制因素，也有地方层面甚至官员个体层面的因素。

    GDP主义仍然横行。要GDP，就要发展地方经济。从地方官员个体层面来看，搞GDP导向的经济发展工程，能够带来正面效应。

    下一个问题是：在这种GDP主义逻辑主导下，围绕着城市化这一议题，政府官员会如何行动？在实践层面，有些行为模式已经相当清楚地表露出来。简单地说，地方官员所关心的是几件事情。一是土地的城市化。第二是到处筹钱。城市化需要大量的金融投入，没有钱就很难有城市化。

    从以往的经验看，城市化有可能造成城市的纵向行政升级运动和横向行政权扩张运动。在今天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城市行政权扩张运动。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简单地把原来的县改成区。实际上，改“县”为“区”，更多的是地方领导行政权扩展要求的结果。更为严峻的是，现在也出现了行政级别升等的呼声，说是要把多少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要把多少县转化成为市。

    很显然，中国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化，另一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陷入城市化的这些陷阱。(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