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户籍制度固化是如何制约城镇化发展的？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有何区别？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关于第一个问题，户籍制度固化制约城镇化发展，主要是讲非农人口增长比例低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比例，所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受到制约。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讲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其实没有区别。1982年我们就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里面有城市的定义，但是现在的城乡规划里面基本没有这个提法，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过去民政部门发了一个文件，说镇是包括在城市以内的。非农人口在3000以上，就称之为镇，设了建制就是市，我国的城市所以就包含市和镇两个级。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区别的意义不大，也就是后来领导说中国的小城镇多，就叫城镇化。

　　蔡义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主编、城市化网总裁）：我补充一个观点。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的urbanization翻译过来的，还有几个其他的叫法是城镇化、都市化，翻译学家也做过一些论证，这可能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在中欧城镇化战略合作框架英文翻译中出现过一个问题，欧洲的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中国的urbanization要翻译成新型的城镇化，这种叫法的不同就像“先生”和“同志”一样，这种争议对国际交流也是不利的。像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的镇其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有的镇的规模与实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市县，所以他们不叫城镇化，就说城市化。从学术上讲，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争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鼓励百家争鸣。

　　提问：委员会每年发布报告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速度与质量的问题？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其实今年发布这个报告是更加有意义的，因为党的十八大对促进城镇化发展有了很明确的说法，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性。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启动了，发改委主任也做报告说要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对推动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中国城镇化要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定要改革。新型城镇化要求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根本是要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现在北京对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外来人口提供免费地面公交等政策，上海市建立了居住积分制度，根据在上海居住时间长短和做出的贡献，累计积分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可以享受和上海市民一样的待遇，这是向均等公共服务迈进了一步。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和均等服务同步进行，是推进城市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城市化速度和质量的关键所在，并且我相信今后在促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质量将更加重要。

　　蔡义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主编、城市化网总裁）：刚才提到了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对接问题。我们做城市化率排行榜有两个想法，一是这个城市化数据非常完整，统计局关于城市常住人口的数据发布还不完整，因此这个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和参考价值。另外一个是反映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距，提高城镇化质量就是要缩小这两者的距离。如果户籍制度能够改革，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够尽快到来。

　　提问：目前关于城市化率有很多数据，统计局和建设部都有，报纸上也有说法是44.78%。那我们的统计依据是什么？是否权威？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按照统计法规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最权威的，但各种数据不同，可能是统计口径不一样。统计局的数据包含了在城市居住的农业人口，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户籍居民是不一样的。34.71%这部分人群享受了全部的城市服务，另外有十几个百分点的人群只享受了部分的公共服务，我们发布这个数据的作用是给政府和研究部门提供参考，反映目前实现城市化的差距，要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就要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和均等化。我调查过两次农民工问题，我们的农民工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的城里人”。最近有一个报告讲我国的农民工有2.6亿，并且清楚地列举了他们享受了哪些服务。还有一个数据说我国到沿海地区工作的非农人口有7300多万人，他们在户籍所在地能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但是在沿海地区却享受不了那里的各项保障。

　　提问：我想问一下如何看待中心生态城建设？这一模式可以复制吗？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指标是我和一些专家参与设计的，很多谈判我们也参与了，所以我很清楚这件事。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做生态城，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合作搞的一个纯官方项目。生态城主要指什么呢？第一条是环保，中新天津生态城面积35平方公里，其绿色建筑比例是100%，这个目前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做到。当然这个绿色建筑是有标准的，但不管几星，至少是一星以上。

　　绿色指要是在环境上能够循环，对环境的影响最小，这在国际上是一个趋势。我们将致力于节能、节地、节水，在局部地区进行复制是可以的。但是北京何时能够达到，这不好说。如果北京出台一个政策，宣布所有新建的建筑都能达到这个标准，这就是一个进步，至少在若干年后能够达到一个水平。

　　提问：我了解到一个情况是，中新天津生态城那里的楼盖得很好，实现了花园式的办公，但是目前的入住率不是很高。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很多新城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一开始很多设施还没有完全建好，还不能马上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我相信这个现象会逐步消失。

　　提问：如何看待经济波动对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影响？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上下浮动的曲线。我们国家的经济波动还是比较小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著名国际金融机构都预测中国的增速在7.5以上，至少目前没有比这个预测再低的。如果中国能够能保障“十二五”规定的7.5目标，这个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高的。

　　提问：城市化率一定要加“户籍”吗？如果不加户籍能否成立？一些地方的农民已进城多年，也能享受一些公共服务，比如学习、工作，那他们不包含在城市化率里面吗？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们讲的城市化率这个问题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比如说从农村来的人，住了一二十年，但是没有拿到北京市户口，我们不能说他不是城市人口，但是他们没有享受所有的公共服务。目前，农民的医疗保障和城市的医疗保障不是同一个水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有时候需要花钱去购买公共服务。在城市有户籍和没户籍这完全是两回事。

　　提问：根据各级政府的财力，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各地土地出让的总收入增长的背景下，出让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土地出让利润呈下降趋势，那么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该如何调整？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之前有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说成本是10万元。北京有700万流动人口，1300万户籍人口，如果这700万人也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总成本就是7000亿，这没有政府投资是不行的，并且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很多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土地财政涉及国家税收制度的问题。我相信国家肯定会逐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包括税制、单一税制、返还等，现状就是中央财政的钱很多，地方的钱很少，这一状况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提问：天津的蓝印户口政策对人口流入和城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就是设定一个户口转换的中间地带，与上海的积分制度类似，累计到一定的分数就能享受城市的所以服务。这是我的理解。

　　提问：城市化率和城市新兴商业区建设有何关系？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城市化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让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所有新城建设，根本是要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如果不能提供就业岗位，那最终还是会失败。

　　提问：二三线城市存在很多空置现象，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的思路？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个规划思路和判断失误的问题。比如把一个小城市规划为一个大城市，判断失误导致超前的、过渡的投资。

　　提问：您对产城融合过程中的产业引进有什么理解？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个人理解产城融合都是造出来的一些词。第二、第三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对我们国家来讲，第三产业的比重在40%左右，与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国家相比，我们第三产业要低10%左右。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第二产业很发达，占40%左右，是我国GDP的主要贡献者，在500多个产品中，我国有200多个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有很多人说我们要发展第三产业，但是第二产业不发展，我们给谁提供服务。

　　刘仪舜（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城市化与整个经济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振兴也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只有让8亿农民享受城市人口一样的生活质量，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产业的发展。产业不发展，城市发展就无从谈起。很多城市是找不到好的产业，所以他们认为最容易是发展旅游产业，但我们不能都靠旅游和门票来赚钱，必须有赚钱能吃饭的产业，并且需要对这些产业进行研发和升级。工业发展面临很多瓶颈，现在整个制造业是不景气，订单很少，产业研发和升级也上不去，像二重去年亏损28个亿，一重也基本亏损。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看，都是看这个地方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没有产业就肯定搞不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权威的，我们是民间的研究部门，说的是实话。没有在城市真正享受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必须解决待遇问题，要融入到城市里面来，这个一个奋斗过程，可能需要20年。我们到2030年能不能实现小康社会，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主要就是把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那时候中国人口有15亿，农村人口可能只有3亿人。我记得1959年毛主席说要成立农业机械部，后来因为分田到户，农业机械部撤消了。我看到目前小农经济不行了，因此农业机械又面临巨大的机遇，肯定有大发展。目前国家鼓励私人办农场，这个过程伴随着城市化提高的过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投入。有人说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需要投入10万元，也有说50万的，因为要解决其住房、就业等问题。8亿农民进城就需要投入400万亿，这个钱需要老百姓自己勤劳致富，不是只靠政府。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只有靠发展经济和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发展了，第三产业也会跟上去。我们现在就要着眼于20、30年之后，将城市化发展到一个现代化的阶段。

　　提问：类似鄂尔多斯等“空城”现象有没有合理的应对之策？引进产业有没有好的思路？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其实鄂尔多斯资源丰富，有很好的底子，还是可以发展的，需要适当引进一些产业促进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引进产业是决策者的发展思路，要根据各地情况才能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