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医改方案发布一周年之际，《2009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的出炉有着特别的意义。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为54.8亿人次，入院人数为13250万人，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2.0%和15.4%。不仅如此，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8.33亿人，比上年增加了1800万人；参合率为94.0%，比上年增加2.5个百分点。对此，卫生部做出解读，数据显示医疗服务利用增加，“有病不医”状况正在改善。

只是让人不解的是，在这些数据里，有多少是农民在受益？参合农民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看病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3年改革试点以来，从首批启动304个试点县(市、区)到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就医问题。有人说有了新农合，农民看病更有底气了；也有人说，新农合政策好是好，只是老百姓没能真正受益。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走过六年，在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里，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新农合中出现的问题呢？让我们听听各方的声音。

——农民感受——

“新农合可好了，赶快入吧！”

刚刚见到张立涛（化名）的时候他正在做鸡蛋夹饼，这是他的小生意。小张老家是山东的，谈起新农合的时候，他带着山东人特有的淳朴对记者说：“新农合可好了，赶快入吧！上次给俺娘看病，花了一千多块钱，当场就给报销，而且直接就给钱，退给俺300。如果看病时你的钱不够，可以按照新农合报销后的钱数来交。就是说本来要1万，报销后交6000，那就直接交6000就行了。要带着一些证件，报销程序也不难。但可能只是我们那里医院可以这么办，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

政策的确是好，但执行下来就走样

与小张不同的是，李镇海（化名）对新农合似乎不是很满意。老李家是河北农村的，前几天才来到北京，继续做他的老本行——保安。

“我们全家2006年就参合了，开始也就交16块钱，反正不多，看到别人都参合了，面子嘛，自己也就参合了。”李镇海回忆说。

“现在交多少钱？”记者问。

“现在交到32了，关键是到了年底没用完的话，钱不退也不给转到第二年，那去哪了？而且为啥乡和乡之间都不一样？听我同学说，他们乡才二十多。”

当记者问到有关药品报销程序以及比例时，老李说自己对药价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很多药不能报，他说：“我妈上次生病去省二院，一个月花了2万多块钱，最后只报了600块钱，而且还是有个熟人在那，专门拿着药单子到定点医院开的药才给报的。”

李镇海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看个病花钱不说，医生还老看不起农民，而且像我这种在外打工的人，即便参合了，也用不上，相当于是个空头户。”

李镇海觉得农民看病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虽然感觉国家慢慢在改善政策，但若没有人来监督，照常办不了事儿。他问到：“农村有没有那种监督电话，就像在城里那样，出了问题一个电话就能找到负责人的。”

——政府传声——

应建立稳定筹资机制，扩大农民受益面

山西省泽州县是中国第一批新农合试点县，截至2009年12月31日，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7%，累计为参合农民补偿达到1.38亿元，其中住院补偿达到1.15亿元，基金使用率和农民受益面等多项指标超过山西省的平均水平。

据泽州县新农合管理中心主任赵东亮讲，当时农民了解新农合主要靠县里的宣传，农民在得到实惠以后，口口相传，参加的人也就多了起来。针对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泽州县实行药品目录外用药协议书制度，只有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院方才能用药，而且县级将目录外用药控制在住院期间医药费的10%以内，乡级控制在5%以内。不仅如此，还实行常用药物公示、住院费用一日一清单制。

从2010年开始，泽州县开始实行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的双补偿模式，农民门诊看病就可直接报销，县政府也在逐步提高农民的互助共济意识。但对于在外务工的农民，目前县里还没有特殊的保障政策，只能是在县里参合，回来看病报销。

赵东亮说：“新农合政策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农民受益面小，新农合基金仍然不足，满足不了农民医疗费用的需求等等，需要政府建立稳定筹资体制，完善监督机制，尽最大可能让农民真正得到新农合带来的实惠。”

——专家连线——

带着一些疑问，我们采访了被农民称为“红漫女儿”的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红漫博士，她历时6年走遍全国20个省区的100多个乡镇去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就在今年3月1日，王红漫教授主笔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阶段性成果《北京市2004—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情况调查报告》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和副市长丁向阳同志批示。据王红漫教授讲，课题组在分地区进行调研，关于西部、中部的调研报告也很快就会出来。

世界各国卫生保障进程要跨越70多年，我国还不到10年，要有正确心态

科技日报：每年关于新农合的统计报告中，参合率、覆盖面以及参加新农合的人数总是作为很重要的标准出现，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数据的？

王红漫：医疗卫生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包括人口覆盖和卫生覆盖。人口覆盖就是我们所说的参合率。但是有了人口覆盖并不代表农民就真的看得起病了，就真的看好病了，这就需要用卫生覆盖这个标准来衡量，也就是农民看病的水平和质量。所以保障应该包括这两个部分。目前我们国家也是在逐渐地在往这方面走。

我们不仅只关注中国卫生情况，也关注世界卫生情况的发展，检索了世界各国卫生保障的进程，而且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通常转型期平均是70多年，也就是从第一部法律出台到最后一部完备的法律，要跨越70多年的历史，有一些国家甚至是100多年。我们国家从2003年实行新农合，到现在实际还不到10年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实现这两个覆盖。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农民、社会、媒体，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是不能急于求成，二是不能自足自满。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对于农民补助在不断增长，2009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１２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49.5％，而且在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0年“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所以我觉得，国家政策的方向正确，框架也很清晰，但是政策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要有个正确的心态，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科技日报：对于制度外的农民，比如在外务工的农民，这个群体有哪方面的医疗保障？

王红漫：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在家里参加，然后回家去报销，急诊可以在当地，但是可能农民会觉得这种方式还是不方便。我们不否认问题的存在。不过实际上整个政策是在逐步改善的，拿去年我们的调查举例讲，在京郊丰台有很多务工的外地人比如河南人，他们就可以在这里报销。而且很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我们课题组而言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构建全国统一的合作医疗报销体系，这个研究报告也获得了卫生部长陈竺同志和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同志的批示；包括你们媒体，都在关注，大家都在建言献策，这是好事情。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宣传新农合，培养农民本身为自己负责的精神

科技日报：农民对国家政策把握不清，比如新农合的药品目录，起付线，报销比例等等，您觉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王红漫：农民对政策不了解，不仅如此，还存在集体垫付现象，这个我分两个方面来讲。

农民对政策知晓度不高，实际上这不光是农民的问题。比如学生，也不会清楚地知道哪些药能报哪些不能报。但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可以自己查，但农民查的手段可能不会很及时。如果你去各地，就会发现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新农合宣传小册子，但问题是有时候是农民并不看宣传册。

这就要求我们卫生部门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让农民了解新农合，突出宣传新农合制度的宗旨和目的，突出宣传新农合制度是以“大病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培养农民互助共济意识；突出宣传新农合是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总的一种有限责任制度；突出宣传参加新农合者的权利和义务，报销与管理等具体内容。比如可以充分利用村里的宣传板报栏，医院里的宣传栏，还有一些发达地区农村的闭路电视、三下乡活动纳入新农合宣传等等。

再一个就是集体垫付现象，因为农民不得病的时候不是很关心新农合政策，有的地方村里给垫付参合了农民自己都不知道。很多人也在研究这方面，可能有人支持，但是我反对。为什么？因为农民也要树立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精神。你自己应该交一部分钱，而且任何一个政府再有钱，也可能面临着能否支付得起大笔医疗支出的问题。人类的欲望如果和生产力之间达不成平衡，就会出现财政透支的大问题，涉及到了整个卫生大政策。上次我们开研讨会，台湾的学者就说老人就把医院当作公园，有事没事就去看看。

但农民具体交多少钱要根据当地的疾病谱来精算，而且要做动态监测。我们国家的卫生统计数据是很完备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进行统计分析，比如这个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平均每种疾病的花费是多少。根据这个就可以推算出大概，但也要留出一部分风险金，防止突发事件。陕西神木去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也并不是全免，也有一个上限，如果真的全免，我也反对，因为会这并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卫生政策的社会性很强，但也要必须以技术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