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在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同时，城市化的质量不高也引起各方的担忧。中国城市化质量不高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如何提高中国城市化质量？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
    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著名专家，袁副院长结合自己多年深入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系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
    提高中国城市化的质量，首先要重新认识城市化的理念，认识到城市化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它不是一部分人的进步，是所有人共享的进步。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应该涵盖全体国民。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有的遗留问题，不是国际普遍意义的新型城镇化问题。要通过城乡两种不同福利制度的过渡解决。核心是允许农民将自己手中的土地和福利进行合法有效的置换。
    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和目标，不是城市的扩张，而是城市的更新。城市品质的提升，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要通过动态地更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让生活越来越方便，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来实现。
由于版面限制，访谈将分三篇刊发。

    在今年年初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记者有幸认识了袁崇法副院长。峰会上，袁院长对于案例的一席点评，让记者深深记住了这位待人随和、观点独到的专家。
     就如何提高中国城市化质量，袁院长认为“这是个涉及多方面的大问题”。“首先要重新认识城市化的理念，认识到城市化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无论从生产组织方式还是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全民的实践。它不是一部分人住在城里，一部分人住在乡下，不是城市化率多大比例合适，城市化速度多快合适的问题。从内涵来看，城市化的最终完成，在要素和商品领域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市场；在生产组织方式上要形成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无论从事什么业态，完全是现代化的；在生活方式上，要实现以城市为标杆的现代消费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比率问题，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应该涵盖全体国民。”

城市化是全民的实践

    就目前我国城市化的重点放在投资建设领域，袁崇法分析，原因在于整个经济转型发展中，我们希望城市化带动中国的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城市化既有投资，又有需求的拉动，所以把城市化看作宏观上调控经济或者引导经济发展的作用。袁崇法说，“它确实有这个作用，但如果将城市化仅仅看成这种作用，就会片面，城市化就会搞得过热，存在危险性。因为城市化意味着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说传统的二元结构社会，走向一个单一城市社会的历史性任务。。”
    他进一步阐释说，从经济上来讲，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将替代过去两种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通过社会分工的现代生产方式，将所有的业态纳入到一个社会分工大生产的体系当中。从业态本身来看，农业离不开工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这两者通过分工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社会形态来讲，过去纯粹的封闭式的农耕社会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已经不存在了。从经济要素流动、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看，劳动力在充分流动，资金在充分流动，土地尽管有各种限制，也还是处于流动状态。产品也是一样，不是农民想怎么生产就怎么卖了，而是按照市场要求。这个市场要求是按照统一的市场需求来界定农产品，即便不叫订单产品，也是按照市场需求在生产。这些都表明，二元结构已经很难找到明确的界限了。
    基于以上分析，袁崇法认为，“任何一个领域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分工，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领域。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是统一的，社会化的，通过高度的分工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完整的体系，产业之间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独立。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也完全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
     在袁崇法看来，农民生活方式的追求样板就是城市生活方式，而城市生活方式也确实代表着现代生活方式。那么，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区别是什么呢？“现代生活方式不是自给自足，而是高度依赖整个社会提供的服务来生存。所以，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人越来越不独立。”在袁崇法看来，也正是依赖这样一个社会提供的服务，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所以，城市生活方式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现代理念的生活方式，农村生活方式要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就会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标杆，要求更多的社会服务渗透进去，提高生活质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要进城了。除了农村就业机会少，收入上升缓慢，进入城市，可以解决就业，提高收入之外，他们还可以实现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目前2亿多流动人口，1.7亿左右来自农村，意味着来自1亿多个家庭，这1亿多个家庭在过去10多年中，大部分都有人出去过，现在他们也和城市或多或少地有联系。”袁崇法认为，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不是做梦，而是一种已经步入的实践。这样一种追求是合理的，也给农民工更多机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此外，通过多年来调研各地的农村，袁崇法发现，农民希望和城里人一样过上平等的、现代的生活，即便在农村也有强烈的愿望。“比如河南巩义县竹林镇，这里离城市很远，村子周边并没有很好的环境，甚至连道路也不是很好，农民自己却在那里盖了一栋五层楼。这说明，他们要在当地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不是‘被上楼’，而是自己盖楼搬上楼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过去破旧的小茅屋，连人的尊严都保证不了。”
    袁崇法还表示，从事农业，未必就住在乡村。欧美的城市化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并且对于农民来讲，不仅希望生活方式是现代的，而且希望从事的工种也是现代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不应该是追求表面上的城市化率的高低，而应该推动深入经济社会内部实质上的事情。”

农民工市民化是历史的欠账

    就当下热议的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等热点，袁崇法直言：“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问题，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历史的欠账，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和新型城镇化没有关系。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难就难在城乡之间是两种福利体系。”
    袁崇法解释说：“城市的福利体系是财政支出，农村的福利体系是集体收入支撑，其中有一块福利由农民的土地支撑。过去，农村人口要进城，通过放弃农村的福利体系，获得城市财政提供的福利体系，也就是一个放弃、一个获得。现在，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福利了。就是他们放弃了，那么多人进城，城市也无法全部解决。现在亟需解决的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城乡福利体系的过渡或置换。”
    “城乡福利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医疗、养老、工伤等方面，这一块转起来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农村也有新农合，大病统筹等，这部分统筹起来和城市相比水平固然差一点，但投入不是很大。前不久，有课题表明，社保这一块，农民工转到城市，真正要增加的费用，一个人平均三万元左右。难的是另一个层面，即城乡两种不同的住房制度。”他向记者介绍说，城市的住房是以房保住，房改以前是公租房，后来是房改房。农村的住宅是以地保住。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在袁崇法看来，正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住房体系，导致大家的认识出现分歧。
    在许多人眼中，农民的宅基地首先是块地，而在袁崇法看来，它首先是住房保障。“把它看成住房保障，就能流转，把它看成是块地，就不能流转。所以，城乡之间的住房保障体系完全是割裂的。现在，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放弃宅基地住房保障，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发了足够的财，才能在城里买套房，才能进到城里来。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很多地方为此而做的一些探索，如宅基地换房、两分两换等等，袁崇法评价说：“这些探索就是要解决这两种住房制度合理的转换。像天津、嘉兴的探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人们往往没有从这个层面来评价。”
    对于当前两种不同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袁崇法的看法是，“这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如果从经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我国城市化涉及的面绝不止52.57%。如果从二元管理体制看，比例就是35%，甚至还不到。”
    “应该说，我们目前已经具备了打破二元制度的条件和机制，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决心。”他表示，现在要突破的二元结构，不是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而是体制，核心是土地流转体制和福利体制，要允许农民能够置换。
    就目前中小城市、小城镇放开户籍限制，中等城市适度放开，大城市设条件等做法，袁崇法认为，这会让允许户籍落地的城市规模和现在就业的流动人口结构出现错位。放开户籍的小城镇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没人去，有就业机会的大城市依然没有解决问题。不过，他认为，放开总比没有的好。
    袁崇法还直言：“多年来，在北京落户的人群中，不是权就是贵，绝对不是农民工，北京正在变成一个权贵的城市。但是北京在控制人口的时候，又始终拿农民工说事。比如，前不久又在清理低档的小商小贩。”
    袁崇法批评说，“这么做是不合理的。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不同层次的人群，比如现在流行的网购，如果没有这些送快递的，网购从哪来？如果北京人眼里只有高贵的、权利的、有钱的人，那么这将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城市。”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袁崇法一直在不同场合为农民工市民化呼吁。也正像他所言，“城镇化最终是人的城镇化，城市对农民工市民化负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