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从今年7月1日起，上海将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目前，上海、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都相继出台了居住证制度。今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了“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其核心目标就是让非户籍人口的权益得到保障和重视，使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应有的待遇。
 
    近年来，户籍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村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渴望平等享受城市户籍背后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权利，从中央到地方也在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改革的阻力是什么？改革应该怎么改？到底改什么？针对户籍改革的三大焦点问题，记者近日与多位专家展开了对话。
 
    短期内改革成本大于改革利益是户籍改革的重要阻碍
 
    以居住证积分制度为代表的户籍改革已提了很多年。很长时间里，一纸户口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负载着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福利。但有专家指出，户籍改革的背后是寻求公共服务和权利均等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性解决所有人的户籍问题，路途依然很遥远。
 
    记者：户籍制度核心问题是什么？目前户籍改革遇到的阻碍有哪些？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王青斌：户籍改革的核心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农民到城镇居民的身份转化问题；二是不同地域之间人口流动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实质是解决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在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待遇；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因不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阎雨：实现在法制基础上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逐步剥离户籍附加成分，还本归原的过程。
 
    但各地区之间、大城市与小城镇、城镇与农村之间，在就业、居住、社保等方面有巨大的政策性差异必然存在，仍然无法快速实现均等化。就地方政府而言，户籍改革就意味着给外来人口以市民待遇，也就意味着要扩大财政开支，就眼前的利益看，改革的成本是大于改革带来的利益的，短期内会花掉大笔的钱，而没有明显的政绩，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重要的阻碍。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目前，许多大城市常在“工作招聘条件”中设置了“本地户口”这一门槛。对于很多非户籍人口来说，就被“户籍性排斥”了。同时，因为新增户口数量限制，往往只有行政事业机关和国有企业才能获得户口指标，能够解决户口的工作基本上就反映了工作背后的机构实力和背景。这体现了户口名额发放对象的“机构优质化”现状，更说明了户籍通过某种机制设计，形成了社会阶层或身份区隔化的现象，并且带来了社会排斥与社会分化的客观后果。
 
    财税改革是破解城乡福利二元分割体制重要途径
 
    城镇化改革方案的制定成为近日热点，其发展规划备受关注。与城镇化改革方案相配套的是备受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要求，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转移人口情况，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记者：阻碍城镇化的体制藩篱已严重制约经济增长，面对中国城镇化的改革难题，备受关注的户籍制度该如何突破？
 
    阎雨：就城镇化进程而言，要把剩余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首先必须拆除城乡壁垒，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创造自由流动的良好就业环境。
 
    我认为，要彻底改变依附于户籍的城乡福利二元分割体制，构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模式，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财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次是如何寻找到一条有效的路径，能够确保在有限的地方财政支付能力下，实现更多目标的协调发展。这只能是一个逐步剥离各种利益关系、中央政府进行总体平衡的渐进过程。要解决好以上问题，一是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加大地方财税改革步伐，完善地方税体系；三是要充分利用社会资金，构建多方筹资渠道，引导各种社会主体在政府的主导下，共同参与基层公共服务供给。
 
    推进城乡间的户籍改革，有两种做法值得关注：一是许多省市在实行的积分入户，它包括基础分、附加分、扣减分，基础分包含个人素质、居住情况和工作经验三项内容。这一方式有个明显的特点：对入户条件有了明晰的规定。积分制促进了资源有限前提下的公平分配，条件清晰、简洁、公开，有利于避免暗箱操作和户籍腐败，为农民工入户打开了一扇大门。同时这些积分的内容总体上也有利于督促流动人员按城市的发展要求提高自身的素质。但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必须放弃原户籍地土地政策待遇的要求也让许多农民充满疑虑。
 
    二是重庆的做法，它针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和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为农民转户进程设计了“3年过渡、3项保留、5项纳入”的完整政策体系：一方面农村居民转户后继续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农村土地权益，并保留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中粮直补与土地相结合的各种补贴，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更大选择余地；另一方面，确保转户进城的农村居民能够进入城镇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保障体系，充分享受城镇公共服务。除探索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设计，还设计了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等退出机制。在一段时间内给予进城落户农民‘城乡兼有’的身份待遇，使农民“退可回农村，进可入城镇”，给进城农民一定的过渡期和适应期，消除脱离土地的担忧。
 
    大城市户籍放开的实质是资源配置实现均等化
 
    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大城市户籍如放开，人们会“一窝蜂”涌入，大城市就业压力会变得更大，环境也会更加恶劣。以北京为例，有研究人员指出，若北京人口持续膨胀，那么南水北调的水量将会被快速增长的人口吞噬。因此有专家指出，对于北京这类大城市，“留京指标”是控制人口总规模的一步棋，与机动车摇号、房产限购出发点相似，即短期内遏制北京市人口不断膨胀的倾向。
 
    记者：一方面户籍制度在进一步放开，另一方面是大城市不堪人口重负，面对这样的矛盾，大城市的户籍改革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大城市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资源，生活也很便利，这是很多人希望在大城市落户的重要原因。但各种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承载力有限，这都是事实。
 
    由于北京这类城市已经具备了“垄断性”发展能力，使很多其他地区的人对一线城市产生了特别的“羡慕嫉妒”心理。目前通过户籍限制购车购房等，都带有某种“社会排斥”的倾向，本身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如果不改变北京这种类似垄断性的城市发展格局，其吸引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只要北京、上海、广州继续存在极化发展的格局，就一定会有更多人喜欢跑去北上广。户籍如果开放，那必然加剧这种潮流式人口流动，因为人们进入一线城市是想获得发展机遇和人生机会。所以，从这个层面理解，一线城市户籍的无条件开放，暂时还将存在巨大的压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大城市户籍放开的实质是摆脱超经济的约束，使资源配置在各地实现均等化。如果在其他城市也可以同等公共服务待遇，大城市的吸引力将相对下降。退一步，即便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成本上升，也将削弱大城市吸引力。但最坏的情况是，户籍放开了，而公共资源配置仍高度倾向于北京等大城市，那有可能出现“人口爆炸”。坦率地说，这不能归罪于户籍制度，而要归罪于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阎雨：在现有条件下，大城市可以首先为一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居民，农民、外来人口提供“本地化”的公共服务；但更长期的做法是逐步缩小教育、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差别，这样才能最终消除“自由迁徙”的真正障碍。此外，大城市劳动力数量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破解“大城市病”不能只着眼于人口数量增减进出，更要看人口质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要进行综合考虑，产业结构的引领方向是什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城市战略规划要把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人口素质、就业层次等联系在一起，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技能才能获得新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