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陷入某种“分裂情绪”:既时时抱怨城市脏乱差,又是脏乱差的制造者,既抱怨没人管,自己又不希望被执法,甚至以起哄的心态、以“弱者的武器”对抗执法者。城管所面对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说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城管成了最直接的面对者。城管执法与公安执法、食品药品执法、环境执法一样,都是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必需。
近期,有关城管的新闻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神经:先是曝出延安城管“踩头事件”;随后,北京城管被三名小贩掌掴吐口水,围观人喊“往死里打”;接下来,是武汉城管“卧底执法”。而在“卧底执法”新闻中,任凭两位“卧底”队员如何解释,城管局如何拿出两人各自的“练摊”日记,也依然没有消除质疑之声。6月23日,本报刊发调查《武汉城管:“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记述了武汉城管执法中的种种苦恼:为了获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城管队员尝试了“眼神执法”、“围观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甚至“下跪执法”,但统统被指“作秀”。该局新闻发言人说:“城管执法到底应该怎么做?”
面对城管这支近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执法主体,我们确实应该问问:城管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他们需要做些什么?公众应该做些什么?更进一步讲,他们面临的苦恼,是否完全由他们自身的问题引起?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首先,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现实,人们对这支队伍有不满有质疑,肯定与他们中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比如“踩头事件”中的城管队员的行为。不回避此类违法行为,严厉整饬队伍,重获公众信任,是“到底应该怎么做”的基础和前提。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部分公众的一种心态,一种浮躁与围观。曾有网友在微博中说,谴责“舌尖上的腐败”,却以公款饕餮为荣;指责“拼爹”的不公,又热衷于利用潜规则获利。我们似乎陷入某种“分裂情绪”:既时时抱怨城市脏乱差,又是脏乱差的制造者,既抱怨没人管,自己又不希望被执法,甚至以起哄的心态、以“弱者的武器”对抗执法者。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改革的阻力时说: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导致来自社会底层公众形成民粹主义浪潮,不由分说反对一切既得利益者。具体到城市管理,对外来人员,一些人既抱怨他们占道经营,但当此种行为被纠正时,又对贫困阶层怀抱强烈同情,转而起哄围观“强势的”执法者。以致北京城管正常执法被小贩掌掴吐口水时,围观人喊“往死里打”;厦门城管执法时,被女业主骂“有本事去保护钓鱼岛,而不是来对付老百姓”——对这种存在明显逻辑问题的话,围观群众居然鼓掌叫好。
目前,我们正走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上,正在推进建设着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深知,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不需要秩序,相反,我们需要更加完善的法治、更加有序的环境。因此,作为城市管理的执法主体,城管执法与公安执法、食品药品执法、环境执法一样,都是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必需。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天然地要求执法者从维护公民权益的角度,要堂堂正正执法、光明正大执法。而既然堂堂正正执法,为何要下跪?为何要怕网友拍摄上传?如果执法部门都要下跪才能执法,那这个社会是否还是法治社会?这值得人们思考。
身为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尤其是代表政府与普通群众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之一,城管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需要在执法时体察与考量违法者的切身处境,其行为底线是不能违法,尤其是不能暴力执法,这是人们的共识,也是城管的努力方向;作为政府,也应该严管、爱护这支队伍。应当看到,城管所面对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说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城管成了最直接的面对者。
面对一个个喧哗的热点新闻,我们需要知道真相。而在了解、明晰真相的前提下,我们也需要强调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是非观,固守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价值。严肃的媒体更需要在自媒体时代新闻碎片化的背景下,一步步接近真相、探究真相,还民众知情权,而不是在曲意逢迎的哗众取宠中,失去传播新闻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