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秋冬之交，犹如一阵强风刮过北京，似乎是一夜之间，各色人等——从官员到地产商，从学者到金融界人士，从媒体到规划圈，突然开始热衷于谈论起新型城镇化来。

　　在政府会议室，在大学教室，在豪华酒店，在各式各样的茶馆、咖啡馆，人们以会议、论坛、研讨会乃至沙龙的形式，热烈地讨论着这一话题。虽然谁也说不清“新型城镇化”究竟是什么，但这丝毫无碍于讨论的热烈程度，似乎谁不参与进去，谁就将失去历史性机遇。

　　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有风声说，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有意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施政的突破口之一。其后，在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这一“风声”得到证实。

　　然而，仅仅是在30年前，城镇化还是那样的“不受待见”。

　　1980年，城市规划学会南京年会曾将城市化有关问题写进报告，以规划学会的名义上呈中央，以期引起对城市化问题的注意及对其进行研究。但直到报告发出的10年后，国家的红头文件中才看到“城市化”三个字。这令一些曾经历其事的官员、学者感慨不已。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城镇化的认识过程的变迁，堪称坎坷。甚至每一次认识的转变，都可以视作其所处时代的镜像。

　　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例，当时的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走向，而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个城市现象。“当时从意识形态层面也比较倾向于认为，中国要走消灭城乡差别的道路，恨不得一步奔向共产主义，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甚至认为，大城市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是各种‘城市病’的发源地，而且天真地认为，只要不进大城市，就不会有‘城市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院长尹稚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

　　“但城市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没有一定的产业、人口聚集度，就不会有现代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形成。”尹稚解释说，因为消费人群大了，消费意愿才会多元化——这会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化、繁荣，带来更好的经济运营效率和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

　　时过30年，城市化虽然已成国家变革命题，可对城市化的认识问题却并没彻底解决。在这一轮的城市化讨论热潮中，有人将其视为扩大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灵丹妙药”，有人将其视为将带来40万亿天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和地产狂欢，也有人忧心忡忡于其将沦落为又一轮官商共谋下的“新圈地运动”……

　　除了对中国需要城镇化有共识外，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路径选择，至今各界莫衷一是。作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规划的实践者，尹稚认为，城市化是有前提的：需要长期的教育投入做准备！

　　因为，城市化首先意味着人的职业的转换。

　　（二）

　　尽管将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命题，只是去年年底的事，且至今被广为流传和期待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政策尚未正式出台，但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在改革开放后出现过一轮——因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改革开放恰恰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一次新征程。

　　上一轮城镇化，体现在数据上，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20%跃升至50%以上——虽然这其中不乏相当比例的城市化“半成品”；体现在直观感受上，则是涌动在深圳华强北的外贸跟单员、东莞泉州大连的纺织女工、遍布各地的富士康流水线上的电子装配工、上海张江和北京中关村的IT民工……

　　如果说，导致中国上一轮城市化的初级工业化只需简单的培训就可让来自中国广袤内陆农村的年轻人寻找到城市里的工作机会的话，那么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城市化，将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工业化转型相叠加——这意味着，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有着更高的技能要求。但遗憾的是，“农二代”们显然并没有受过比其父母更好的教育。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培训、国民素质、教育体制，并没有为工业化转型和新一轮城镇化做好准备。”尹稚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工业转型、推进城市化进程，劳动力素质就会出现巨大的反差。”

　　其可能的后果是，教育水平不高、职业培训不足的“农二代”，根本不足以在大城市新的产业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如果处理不好，这批人就会迅速贫民化，变成城市贫民。

　　尹稚提醒说，现在谈城镇化最热的、跳得高的，都是琢磨着怎么从里边挣钱，而“实际上中国要支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首先需要政府从前几十年的积累里掏钱出来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动力不足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发达国家为城镇化高潮到来做准备的时候，也都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教育投入量非常大的时期——达到GDP的8%，甚至10%，而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去年才首次勉强达到4%的“及格线”。

　　“如果政府准备以巨额投入的模式来推进城镇化，那也绝不是综合性大开发的概念。”尹稚强调，第一，重视中长线投资，投在教育上；第二，需要最急迫的改良性投资——基础设施；第三，投在弥补城与乡不同级别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上。

　　“这是三个政府需要大量投资的地方，如果投不进去，或者形不成合力，就别指望内需能有大的增长、收入水平能有大的提高。”

　　（三）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总会有艰难的抉择摆在毕业生面前：是漂在北上广，还是“上山下乡”、扎根基层？

　　中国的领导人，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难题：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

　　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事实上一直讨厌大城市，认为大城市是各种“城市病”的发源地，甚至以为，只要不进大城市，就不会有“城市病”。

　　以最为典型的北京为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就定下了严格的人口控制规模。虽然其后城市人口规模数度突破规划而被迫对总规进行修编，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初衷始终不变。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仿佛与生俱来。

　　与对大城市的严格控制相反，政策抉择似乎更青睐于发展中小城市。但在尹稚看来，那种希望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花很大精力扩充小城镇，意图通过发展小城镇来吸纳大学生就业，“基本是天方夜谭”。

　　“在这些地方，年轻人根本不会领略到现代经济、现代生活、现代的城市文明，而是被打回原形。”尹稚说，“为什么前几年因为成本问题很多人逃离北上广，但回家过了几年又逃回来？因为聚居点越小，机会越少，聚居的圈子也就会乡党化，变成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对于外来者、新进入者，无论是心理门槛还是进入成本都会非常高；只有是陌生人社会，才会创造新的东西，有各种机遇产生……城市意味着一种机会。”

　　那么从全球城镇化的规律来看，什么人会到小城镇去？

　　“城市里的成功人士。”尹稚解释道，这批人有回乡的冲动，有回到小城镇干点事情的冲动，他们功成身退之后，会去小城镇，从而把城市文明带到小城镇去。现在能所看到的美丽乡村，都不是面朝黄土的农民留下的，而是成功的商人、官员告老还乡后的贡献。这一传统也经典地维护了中国的城乡之间知识、理念和文明双向传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相反，“大学生就应该去大的城市”。尹稚说，因为在城市里才有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充分的历练机会。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大问题在于，既不允许城里人还乡，又不欢迎农村人进城。在尹稚看来，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乡村社会的衰败；第二，所谓的城市高端化的人口固化引发的严重的老龄化——当大城市都变成熟人社会的时候，只有权贵群体才能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基本上掐死了年轻人自我奋斗谋取上升的渠道。

　　在主张发展大城市的同时，尹稚同样重视城市群的问题。“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很多城市自身的问题，是通过区域协作来解决的。”但不同于舆论对城市群发展缓慢恨铁不成钢式的不满，尹稚更强调城市群的自发性。

　　“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都证明，城市群的形态是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由市场交织共同催生的，而不是人为捆绑。”尹稚说，“城市群的出现和城市化一样，是经济发展自然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