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从政府角度讲，更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户籍、社会保障、廉租房、技能培训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来帮助农民落脚城市。

　　王志纲 王志纲工作室战略研究院院长

　　人的城镇化，相比起之前地的城镇化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我们更要认识到：人的城镇化是一个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长期过程。

　　我先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上世纪初的上海。作为远东重要的大都市发展迅速，吸引了很多周边的人口进城。除了从广东跟洋行一起过来的大班买办之外，主要是从江浙农村来的劳动力，以宁波人为代表，先当伙计，然后做账房先生，再当职业经理人。陈云就是这样，家是青浦农村的，到上海来当伙计，接受新思想开始干革命。余秋雨他们家也是这样，父亲一个人到上海谋生活，他跟母亲一直在宁波余姚桥头镇上生活到十几岁，父亲说可以接来上海上中学了，才见到陌生的老爹。上学、工作到现在，余秋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阿拉上海人。

　　还有个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全国“156”个工业大项目上马，两千多万农民进城做工人。这批人大多数都在城市留了下来。为什么他们能留下来？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有工作机会，这是工业项目带来的；第二是有落脚的地方，单身提供集体宿舍，结婚后有家属楼，虽然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面积很局促，但毕竟可以落脚，可以安家，工厂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子女顺理成章成了城市居民；第三是提供了相应的技能培训，技校、夜校，使这些洗脚上田的年轻人很快掌握了工作的基本技能，成为素质不错的劳动力，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这是两种城镇化道路：一个是非常典型的自发式城镇化过程，靠个人努力、乡亲提携，一个人先去城市打拼，老小留在乡下，两栖生活，逐渐过渡；一个是国家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做出的系统安排，从招工到配套，吃喝拉撒睡都考虑，虽然被说成企业办社会，效率不高，但是有合理性。这些年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考察，印度、土耳其、印尼，这些地方多是自发的过程，缺少有形的手的干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

　　无论哪一种道路，都要一两代人的过程，希望十年、八年就完成这个过程，要么是假的，要么后患无穷。从个人角度讲，许多人可能要像余秋雨他们家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往返于城与乡之间，要经过两三代人。我们应该鼓励、保护、尊重并协助农民的选择。在高速公路、铁路交通网络逐渐完善下，就近寻找机会，往返于城乡之间，这种两栖的城镇化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均好性是最好的。

　　从政府角度讲，除了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工作机会外，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户籍、社会保障、廉租房、技能培训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来帮助农民落下脚来，获取技能，融入城市。

　　顺德就在做这种尝试。八十年代我去采访的时候，顺德像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样吸引全国劳动力，所谓“百万移民下珠江”。去年他们邀请我们去做新的战略，当年来的那些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二十年，有了下一代，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真正落下脚来，安居乐业，不仅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也对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实现城市升级有益。

　　人的城镇化看似一个空间迁徙问题，更是一个时间变迁问题。人的城镇化不能一步到位，更不能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像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要造就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