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和文化观念有多大的阻力，邹子龙等人的选择已经向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选择，改变中国的教育，把更多的大学改成技术学院，把大部分资源用于教育和培养各行各业的技术型人才。只是，不知邹子龙等人的一小步能否换来中国其他更多的大学生的效仿和大学的醒悟，从而促成中国教育迈出转型的一大步。

    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邹子龙于2010年和女朋友到珠海三灶镇种菜。今年5月初，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造访他的农场。目前，当地政府为他们修了马路和沼气池，并带去了技术专家。邹子龙种菜采取的是CSA模式，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直接沟通，不通过超市、批发商等中间渠道，把城市社区居民和有机农场直接连接起来，自己组织“市场”。

    无论是邹子龙还是多年前的北大毕业卖肉的陆步轩都是对中国目前教育的一种自我矫正和纠偏，特别是对今年的大学生就业最难有深刻的警示和启发作用。目前，699万高校毕业生只有不足三成的就业签约率，就业形势严峻程度远甚于往年。

    实践证明，如果大学不能对受教育者在精神和就业上提供升值，这样的大学就没有必要存在，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学和专业目前是太多了。中国的大学从1999年扩招就让无数的毕业者陷入了就业的陷阱中，因为他们所学的专业要么是社会不需要的，要么在中国的市场已经人满为患。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是没有技术和技能但只有书本理论的大学生太多，而且大学生掌握的理论又大部分与社会脱节，而有技能并又受市场欢迎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农民太少。

    与一个成熟的能面对和满足市场的教育体系，如德国的教育相比，就知道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如何步入歧途的。德国教育的二元制体系早就为世人所熟知。二元制就是指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学毕业后青少年既可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和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又在职业院校里接受职业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

    在德国，根据兴趣和特点，中学生毕业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另有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进入日后与职业技术教育相关的学校，可以统称为职业技术学院。但这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因为成绩差而被排挤到这类学校，也不会因为进入这类学校而降低受教育程度或减少日后就业机会，而且将来的工资薪酬也不比大学生低，甚至会更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德国汽车技师不仅是抢手的人才，而且薪酬要比一般大学毕业生高得多。

    当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或找不到工作时，邹子龙等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对现行教育模式的自我纠正。如果不能学以致用，就应当在实践中纠正并重新回炉，只不过邹子龙选择的是种菜职业，即当农场工人来学习和经营，这无疑向所有正陷入求职不得而万般迷茫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榜样。

    然而，这种样本也许还不会被更多的大学生所认识和认同，不过，早在犹太人千百年来留下的创业圣经《塔木德》中就指明了求学和就业的极为明了的理念。靠手艺吃饭的人，比畏惧苍天的宗教家更伟大；比起知识渊博、擅长学问研究的拉比，靠双手养活自己的人更伟大。

    然而在中国，当很多家庭付出了全家的财力供养一个大学生，并且当一名大学生4年苦读之后让其选择当技术工人或技术农民时，这种落差是很不容易被接受的。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愿意进入体制内，如果不是公务员，次的一点的也应是事业单位，或者是有垄断地位而效益特别好的国企，并且要做白领。

    正因为如此，卖猪肉的陆步轩会觉得不体面，“混得差”，为北大丢脸了。就连靠卖猪肉已成千万富翁的北大毕业生陈生也表示，他们是北大的丑角，但“我们没自杀、没跳楼、没出国，我们是正面的”。当富翁和有钱已经是一个人成功的刚性标准之际，一些北大毕业生还不认同自己的职业，还要坚持坐办公室的轻松工作才是成功，也就不难看出为何中国的大学会培养出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因为大部分人的观念都不认同《塔木德》的理念，也一直认为，只有跻身于权力机构和体制内，并且也要有钱才算成功。这也证明，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在精神上提高受教育者。但是，这也并非全是教育的过错，而是社会和文化观念的使然。

    无论社会和文化观念有多大的阻力，邹子龙等人的选择已经向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选择，改变中国的教育，把更多的大学改成技术学院，把大部分资源用于教育和培养各行各业的技术型人才。只是，不知邹子龙等人的一小步能否换来中国其他更多的大学生的效仿和大学的醒悟，从而促成中国教育迈出转型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