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约为46%多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是以居住地作为统计城乡人口依据的，这样，进城务工经商的约2亿农民工就被统计成为城市人口。若不计进城农民工，则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也许只有30%多一点。这样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各方面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迫切愿望。

当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并非全都是不能计算为城市人口的，因为其中相当部分农民都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且已在城市买了房子，可以在城市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可以在城市结婚生子养育父母。这样的进城农民应该算作城市人口。但这样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进城农民数量不会太多。

进城农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在1990年前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可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在外务工赚钱以补贴农村家用，他们的生活世界在村庄，在家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并不是他们的，他们在城市务工赚钱，回到家乡享受生活。这样，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挣钱，回家盖房子，外面的资源通过务工而源源不断地流回村庄，村庄变得更加繁荣。

第二种类型的农民工是 2000年前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可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这一代农民工往往是初中毕业即外出务工，对家乡并无深刻了解，对农村生活也缺少刻骨体验，倒是课堂、电视和文学作品为他们描画了城市炫丽多彩的生活，他们要在年轻时代追求这种丰富烂漫的生活，他们进城打工的目标也十分明确，就是可以留在城市。但除非他们有好运气，否则，仅仅凭借普通的打工收入，他们难以获得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基本收入条件。

无论能否挣到可以在城市生活下来的务工收入，这些年轻人都不再愿意回到农村，而希望留在城市。大中城市留不下来，因为根本就买不起房子，那就到县城买房。年轻时买不起房子，就多年务工攒钱买房。自己买不起房子，就指望父母的积蓄支持。年轻夫妻以能在县城买下房子作为外出务工的目标，而未婚年轻女子则以男方父母能在县城提供商品房作为婚嫁的先决条件，等等，经过千难万苦，年轻夫妻在县城有了住房。

第二代农民工也就是“80后”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县城买房了，他们就到县城生活。正好，国家加速城镇化进程，地方政府有发展县域经济的动力，且农民工进城买房就会带动土地财政，增加政府收入，繁荣地方经济。房地产商就更加高兴了，他们可以趁此大赚特赚。

在县城买房从而可以在县城生活下来的年轻夫妻，生有一个子女，子女可以在县城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一家人都可以享受城市相对农村好得多的基础设施。这对年轻夫妻因为在县城生活下来了，他们也就不再可以到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或到沿海从事收入较高的工作。县城的工作机会较少，且收入比较低，年轻夫妻带一个子女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显然难以生活得很好，因为城市生活的花费明显比农村要高，而他们在县城的务工收入比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务工收入要少。当然，他们更难养育自己正在年老的父母。

县城也就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年轻人还在家乡有地，他们的父母仍然在土地上耕作，在村庄中生活。且他们的父母不只是耕种属于父母的土地，而且耕种进城子女的土地，只是土地收入不归父母而归子女。在城市紧巴巴过日子的年轻人，可怜呐，父母也心痛他们，因此将土地上的收入，无论是粮食、蔬菜、鸡鸭鱼肉，还是现金，都送到生活在县城紧巴巴过日子的子女那里，老年的父母在农村只要能维持住最低生活水平就可以了，反正农村生活不讲究，农村生活消费也少。

当前国家的农村政策甚好。我们在湖北荆门农村调查，农民是这样说的：“一亩田若种上两季，说纯收入低于1000元的是没有良心，说高于1000元的也有点夸张。一家若种10亩田，可以有1万元纯收入。若一家有20亩田，那日子就很小康了”。农民的要求不高，温饱有余就已不错。老年人要求更低。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当然不可能发财致富，但至少可以维持温饱。更重要的是，在农村机械化和轻简便农业技术推广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极大地降低，农业生产费时也越来越少。10亩田，即使两个60岁老人也只要不超过3个月就可以种好。此外，国家给农民的粮食补贴目前每亩也有150元左右。因此，纯从经济收入上讲，农村种田也算是还过得去的职业。

问题只是农业收入归谁及如何分配。国内有主张资本下乡的论者，认为资本下乡可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规模经营。但农业现代化以后收入都归了资本，或资本在原本归农民所有的农业收入中拿去一大块，农民可以平均分配到的农业收入就减少了。同时，农民家庭收入其实是由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来构成从而可以获得超出温饱有点体面生活水平的，过去第一代农民工从外面赚钱回村庄消费，农村显得生机勃勃，比较繁荣。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了，他们将农业收入拿到城市消费，且他们并不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年老的父母在农村耕作，并将父母维持温饱以外的所有剩余拿到城市消费。

这样一来，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就不只是不赡养父母，而且通过代际剥削将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所获收入拿到城市消费。新的通过代际剥削而成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便已成型。

当前中国正在推动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在动员农民进县城买房置产。但在当前中国农民其实并无可能通过在城市务工来获得相对体面的城市生活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政策导向将不仅是推动了城市对农村的新的剥削，而且这种剥削还是通过年轻人来剥夺老年人这种最残酷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我们需要评估这种方式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式城镇化进程的具体机制。这样才可能提出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