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社会发展的常理推断，中国这么多年的城市化应该造就一批比较大的中产阶级，而现实却是“两头大，中间小”，即富人(也包括政府)多，穷人多，中产阶层人群比例小。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中国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本身没错，关键看是市场推动的城市化还是行政推动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推动的，以房地产开发为典型特征。这种城市化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加在一起就抵消了。以房地产为例，开发商的巨富不能够充分弥补城市化中失去自己的房屋和土地的人的损失。

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很快，但是居民收入和消费相对于GDP的增速在降低。从时间上看，这一下降过程始于2000年，正是中国城市化步伐开始加快的时候。

1998年中国开始实施的住房改革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土地国有，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努力压低土地的买入价，提高出让价，卖地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应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招拍挂卖地，而在于从来不挂牌买地，出让土地的人并没有议价权。

中国式的城市化是大跃进的2.0版本，那时候是砸锅炼钢铁，现在是把房子拆了盖高楼，这是破坏财富和居民收入的重要原因。90年代后半期，城市里的国企竞争力下降，纷纷破产，工人丢掉了工作或者收入减少。这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关系，工资下降的同时，房子和土地在增值，资产收入在提高，两者相互抵消，可能和以前情况差不多，甚至更好。但是中国的情况是，有些人把工作丢了的同时，也无法享受房屋和土地增值的收益，因为是国家所有，顶多赔另一个房子，但是这一房屋的价值难以变现，无法产生财富效应。

城市化造成很多农民工进城。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的城市化有提高收入的作用，但是这种增加的幅度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城市化把农村里的有能力的劳工吸引到城市中了，所以城市中的农民工收入的增加是以农村收入的减少为代价的，所以总和没有那么大。

有人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产生很多溢出效应，从而提高社会的总财富。我收集了城市统计年鉴和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来评价总体效应。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溢出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从宏观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来，如有大量溢出效应的话，不应该有收入和消费相对GDP的减少。所谓的溢出效应是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产生的。

因此，我对于“四万亿”的刺激一直不乐观，因为“四万亿”提供了一个大规模投资的借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强制拆迁。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在降低消费。

从不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多么重要。中国1998年以后开始建高速公路，而印度没怎么建高速公路，但是印度经济也在增长，而且其居民收入的增速一点都不比中国低。墨西哥90年代建了很多高速公路，但是经济一塌糊涂。相对于中国其它的矛盾如教育和医疗，修路是很次要的问题。

如果不选择这种城市化的方式，唯一的不同就是GDP增长会慢一些，这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好。如果关键的居民收入没有相应增加，GDP增速太高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

城市化这一发展方向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如何做。要改变目前的状况，第一，可以考虑土地私有化，这一进展慢的本质是不想去做。但实际上，也不一定要土地私有化，香港的土地也不是私有的，但是持有人和政府签订了99年的租赁，这份合同不可侵犯。拥有和租赁都是一种合同，关键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合同是否受法律保护。

其次，取消户口对享受公共产品的限制；第三，取消城管的职能。城市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仍很小，从国际上比较，中国的服务业是很不发达的，甚至比印度小多了。如果去掉国有垄断的银行、电信等，真正来自私人部门的服务业的比例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