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谭少容报道）在我国已经城市化的很多区域内，农民上楼了，户口也从农业变为城镇户口了，但职业、行为和心理等很多方面没有变化。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针对这一现象，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在担纲《城市化》市长顾问栏目时谈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问题。

   于建嵘认为，当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市民化并非是一个自然转化的过程，主要是一种政府推动下“被市民化”的过程，所以导致了很多已经存在或者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的经济利益被侵犯，二是农民的政治身份被遗忘，三是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

    他说，农民的经济利益被侵犯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农民在转为市民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被低价征用，高价售出，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中不仅农地征地补偿费过低导致农民利益受损，而且农民还失去了土地这唯一的生存保障，而政府提供的农村社会保障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就业环境等原因又导致农民在物质层面的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第二，各地政府推动城镇化主要是出于政绩工程和自身利益考虑，不仅标准没有统一，政策透明度也有待提高，有的地方补偿不到位，承诺不落实，或者是落实情况不能令农民满意也是导致官民矛盾激化的一个原因。

    谈及“农民的政治身份被遗忘”，于建嵘认为农民失地以后进入城市，实质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市民，与老市民相比，其在社会权利上依然是“二元”的。主要体现为失地农民并未取得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由于自身能力和素质等弱势，在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缺少必要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大部分失地农民还仅仅停留在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抗争这一层面，尽管在最关键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表达上，远远没有享受到与市民的同等待遇，但绝大部分农民主观上在争取自身政治权利方面表现消极，对本应享有的政治权利表现冷漠。

    在谈到“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时，于建嵘说，在农民市民化后，传统封闭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熟人社会被现代开放的以工商业为主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新市民群体会面临心理上一系列的挑战。如会出现日常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社区认同的丧失、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等一系列新问题。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但农民心理上可能越来越失落，这种变化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