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列举难界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为何难界定？

　　“公共与商业，泾渭并不分明”

　　沈岿通过各个案例的研究发现，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划分不是泾渭分明的。比如说地铁，它是公共交通设施，整体上讲符合公共利益，但也带点盈利性质，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就是交给香港一家公司经营的。

　　还比如，一个县政府征了农村一片土地，理由是办个小学，好像也符合公共利益，符合列举事项当中教育这一块。但当地村民反对，理由是当地的小学已足够当地小学生读书了。随后双方就会有各自不同意见。

　　所以关于公共利益的范畴界定，不能简单地使用列举方式。有可能列举在内的事项都存在争议。

　　如何精准界定公共利益？

　　法规列举+民主程序

　　沈岿认为除了法规列举以外，还应加上一个民主程序。即政府应先把项目提出，让更多人知道，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公共利益，通过民主的程序来进行讨论。

　　在规划阶段就应该有一个讨论、界定的程序。征收阶段也应该有一个讨论。如果是商业开发，就不能叫做征收，只能说是一个谈判，那是所有权的一个转移。

　　公共利益无非是多方利益主体寻求一种妥协或者一种平衡。把利益博弈的过程公开化，使政府在阳光下行政，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政府决策上的压力。

　　“被拆迁人应分享土地红利”

　　新京报：不少地方官员抱怨，如严格按法律，几乎没法成功征地，城镇化的步子就会放缓，进而影响到地方的发展，和官员的政绩。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王锡锌：官员所谓的苦衷，不是其违法乱纪的理由。

　　新京报：城中村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

　　王锡锌：城中村改造关键的问题是，要让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也能公平地参与分享土地红利。开发必须合理合法，不能让一些人获益的同时，断绝另一部分人的生路。

　　新京报：有专家认为，政府规划前应先征求民意，那这样是否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率？

　　王锡锌：会，但必须那么做，因为广泛讨论本身，即是对项目属性的界定，同时也是一个监督过程。现在很多所谓的公共利益项目，直到投入使用，人们才发现其实是商业开发。

　　无论征地是以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还是旧城区改造等任何名目进行，都要经过法律和民意的检验。

　　新京报：仅靠公众讨论能解决所有问题？

　　王锡锌：讨论本身是一种表达机制，而非决策机制。所以，公共讨论进行的同时，还必须激活人大的监督权。当政府不顾公议，执意进行公众认为非法的土地拆迁时，人大启动监督权，通过法律途径制止违法行为，就可以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防止出现群体闹事和当众自焚等恶性事件，维护了社会稳定。

　　新京报：除了上述机制，还有什么途径？

　　王锡锌：个案的检验。政府更改土地规划，对城中村进行拆迁改造，就必须征收农民土地，发一个征收决定，这就构成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如果行为承受方，就是被拆迁的农民对项目是否为公益、补偿是否合理等不满，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进行行政申诉。

　　新京报：上述开出的药方，需要大量的配套措施，这些是不是超出了目前的国情和土地法规本身呢？

　　王锡锌：没有。公众的讨论，媒体的报道，人大的监督，法院的司法审查，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只要激活它们，让它们发挥作用就行了。这没有牵扯到任何制度的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