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谈到，去年我们的城镇人口是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虽然这个数字大家说有农民工，但是尽管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比较低，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城市化的数字，只是不完整的城市化数字，半城市化数字，由于我们的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表明了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

    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实现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

    我们讲了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那么什么是城市型社会？我们从五个方面的标准来看，一是城镇人口标准，城镇人口要超过农村人口；二是空间形态标准，城市经济占据支配性地位；三是生活方式标准，城市现代观念、生活和消费方式占主导地位；四是社会文化标准；五是城乡标准。在五个标准中，假如城镇人口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核心标准，假如我们按这个标准，我把城市型社会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和完全城市型社会。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三个直辖市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80%以上。超过60%的有4个地区：广东、辽宁、浙江、江苏。其它的也有超过50%。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按人口城镇化率的标准来说，单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现在国家、中央的政策还没有转移过来，我们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农村问题，每年都开农村工作会议，但是我们对城市的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当然农村更重要，我们对城市的关注没有引起中央、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所以我们想，未来5到10年是中国实现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当然我们现在讲，我们从人口上进入到了城市型社会，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城乡协调标准，离城市型社会仍具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我把它称为初级的准城市型社会阶段。假如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届时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所以我们说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实现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推动农民市民化、提升城市品质、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推进城乡统筹协调。

    未来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要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双重转型，根据我们的研究，5000美元进1万美元是工业化的两个转折点。5千美元以下的时候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不断增加，5千到1万主要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保持稳定，超过1万美元，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下一步工业化的重点主要是依靠产业升级来提高我们工业化的质量。有专家认为，我们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基本协调，核心问题是城镇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我们觉得下一步应该由工业导向的城镇化转向服务导向的城镇化。

    从发展水平来看，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均GRP进入5千到1万美元，已经有一批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苏州等城市，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所以我们觉得，今后中国的城镇化重点主要是提高工业化质量，促进城镇化的产业升级，尤其是深圳、广州上海等城市未来的发展就是高端化和服务化。当然这些大城市，面向都市圈有一个新型的产业分割问题，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心区，采取“哑铃型”发展战略，即“控制两头、甩掉中间”，发展制造业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这样通过控制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从而利用很小的资源来控制产业链。从城镇化转型来看，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提高质量。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说城镇化率在30%到70%的时候是城镇化加速的时期，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30%到70%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而不完全是加速的时期，50%是一个拐点。从去年的情况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的拐点，这表明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从过去的加速转变为减速，未来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要实现多元化的产业升级战略

    最近我们在组织编制参与国家的全部工作规范纲要，核心思想就是多中心的网络开发，我们过去80年代我们的产业发展靠珠三角、长三角，往后再靠他们来支撑肯定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构建一批新的国家级的增长极，我们把他们分为三个层次。世界级，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翼、长江中游；还有国家级的、中原、山东半岛、海西、辽中南、成渝等等；还有区域级。对工人的定位应该更高，形成差别发展。我们想，假如在多元发展区域竞争格局能够形成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在15到20年之后，要保持继续稳定高速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未来要更多依靠中西部地区来支撑经济的增长。

    要实现差异化的城市产业升级战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向特色化、专业化发展

    现在中国的资源配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资源配置的倾向，我们的资源在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高度集中，在向省会城市、首都、副省会城市高度集中，两个集中带来的资源的极化效果产生了两方面效果。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了大城市膨胀病，我们北京有强大的吸纳能力，但是缺乏承载能力，资源、环境、交通都会出现紧张。相反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在的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小城镇在衰落，数量在减少，比例在减少。现在是一个倒金字塔形，恰恰和世界规律相反。这些地方有资源环境的承载问题，但是没有吸纳能力，原因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太落后、缺乏产业支撑、镇区规模太小。

    未来，对大中小城市，我个人认为应实现产业的差异化。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向高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向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为了引证我们这个观点，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把成本分解为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显性成本就包括税收等等，隐性成本就是不能用肉眼看到的成本。根据这个研究我们发现，显性成本指数和你的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阴性成本是负相关的。但是我们同时做了另一个调查，发现隐性成本是决定城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高端制造业对显性成本不敏感，但是对隐性成本很敏感。这就能说明一个问题，像北京、深圳、广州、上海这些城市适合发展高端产业，制造业也是高端制造业，而不应该发展那些中低端的产业。

    实行农民的市民化要与产业升级联动

    现在大家都谈到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很低，包括农民工的市民化，从农民工的市民化来看，我们现在外出农民工1.59亿，绝大部分都在城镇，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这些人的市民化很低，根据现有的统计，我们现在的城镇人口中有27%属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再一个就是本地农民的市民化，实际上我们现有城镇人口的统计中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根据我们六普的统计，农业户口是46.5%。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市民化是关键。一方面我们进城农民的数量很大，根据我们的估计，假如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有1千多万人要进来。2030年以前还有2亿多人要进入到城市里，加上我们现在没有市民化的农民，加起来未来有4到5亿农民要实现市民化。根据我们的测算，假如就讨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至少是人均10万元。刚才林凌教授说成都是20万，假如我们4到5亿的农民要市民化，全国加起来要40万亿到50万亿的成本。我认为单纯靠政府是不可行的，所以要用多元化分担机制，这里面农民哪来的钱？很关键的就是让农民带资进城，农民在农村有房产、宅基地等，将这些资源转变为资本，再将资本转变为可以兑现、可以抵押、可以流通的资金，让农民带着这些资金进入城市，使农民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