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我国房价过高是不争事实
    两会期间，上海市市长韩正表示，改革是上海最大的红利；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创新是上海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人才则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一项资源。
    就记者提问，楼市调控“国五条”实施细则上海会在什么时候出台？调控的重点在哪里？韩正表示：“房地产调控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我们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我想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都是为了使房地产市场能够健康发展。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是大中城市，房价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调控能够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这个政策主要的精神，我的理解首先是要坚决打击投机行为，其次是更加有效地抑制投资行为。与此同时，我想我们的政策应当很好地保护和鼓励广大群众自住的、改善的、刚性的消费需求，这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国五条’也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
    就房产交易税收问题，韩正说，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就在经国务院批准的108号文件中，对相关政策有过阐述，上海在2006年就已实施。此次“国五条”是政策的重申，相信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房地产市场会健康发展。

黄兴国：城镇化离不开金融支持
    天津这几年在城镇化方面做得很有特色。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认为，城镇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着妙棋、全盘皆活”的重要意义，但不能一哄而起，不能仅仅是让农民“上楼”，而要有科学规划和产业支撑。
    谈到金融支持城镇化的话题，黄兴国深有感慨，他对记者说，没有金融支持，就搞不了城镇化。例如天津华明镇，建设过程中需要几十亿元的资金，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对小城镇建设给予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最终项目贷款如期归还，银行也得到了收益。
黄兴国认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与配合。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经济的“造血体”，建立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体系、补齐农村金融短板，已成为促进城乡产业互融和要素流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环节。

许勤：发展不是跑百米，而是一个全能运动
    “追兵”问题，是记者们问深圳市长许勤最多的问题。大家想知道，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的行政一把手，他怎么看？“我们的发展不是跑百米，而是一个全能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刻，发展不是在某项指标上争第一。”许勤说，以往大家谈发展，往往局限于谈GDP，但在科学发展的坐标下，仅谈GDP是不全面的。“不管投入不管排放，就造成了现在的灰霾。”
    “最近三年来，我们已经从追求‘深圳速度’转变为追求‘深圳质量’。”许勤举例道，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财政税收总量，到能源消耗，资源消耗以及环保系数，该高的都提高了，该低的也降低了。
    2012年，深圳全市GDP约为1.3万亿，在全国内地城市中继续保持第四位。许勤说，这是经济质量全面提升，经济结构全面改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全面降低，排放、环保全面提高的一年。“深圳去年能够从容应对金融危机，是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的成果。”许勤认为，兄弟省份、城市之间的比、学、赶、超、帮，都是对的，“但一定要在正确的竞赛规则上去走”，而这个“正确的竞赛规则”，就是立足于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质量。

赵世洪：新型城镇化关键要提高城镇化质量
    河北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日前就新型城镇化发表看法。他说，传统的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推进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自上而下，外地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向外快速扩张；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就地城镇化，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慢慢形成小城市。传统城镇化有许多弊端，比如造成城乡分隔，城市与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大城市有许多“城市病”。新型城镇化将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于新型城镇化中的“新”，赵世洪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阶段的“新”。前些年推进城镇化是为了实现人民脱贫致富，现在则是要通过城镇化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二是指导理念的“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推进城镇化，核心应该突出以人为本，是人的城镇化，关键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努力通过新型城镇化让各类人群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三是推进途径的“新”。新型城镇化更加突出统筹的概念，着力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与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最终形成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良好格局。

曾培炎：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日前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他说，过去的经济增长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进行转型，从粗放外延式发展转到集约内涵式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有观点说，中国的发展红利已经消失，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失速”的风险。也有观点说，中国还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完全可以支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曾培炎表示，客观讲，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能不会是常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换档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更多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稻葵用GDP激励东莞副市长解决城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惊人，2.5亿农民进了城。按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进了城的农民并没有市民化，他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却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保障。面积只有北京1/8的东莞，外来人口竟高达800万。政协会议上，李稻葵碰到东莞副市长，他不得不用GDP来激励这位地方官员，解决城市问题。
    李稻葵说，东莞市要想发展，必须要把这800多万的人口真正的市民化，为其提供基本住房，将其纳入养老退休体系。这些事情做不到位，东莞市将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型城市，只是工业园区。“在本届小组的讨论里，我对东莞市市长讲，这篇文章做好的话，东莞市的GDP还会上涨，东莞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功能将会大幅度提高。”
    一方面，农民工难以分享城市福利蛋糕，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又借农民工进城之名，大兴土建，无序开发。他们没有为农民工盖出价格合理的保障房，却可能挤占了优良耕地，规划出不被看好的新城。三、四线城市诸多的空城、鬼城已敲响警钟。这些卖不出去的楼群孤零零矗立，提醒关于城镇化的担忧并非多余。李稻葵提醒，地方政府的思路应该改变，不能再靠卖地挣钱了。

刘太格：城镇化需完善远期规划
    近日，“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直言，中国的市领导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着急赶项目、赶规划，往往规划城市发展的年限太短。1969年他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发展局工作的时候，参与规划的新加坡城市发展的年限是一百年。而根据中国目前比较稳定的人口增长速率来测算，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划年限应该要达到50至60年，甚至是70年，才是合理的远期规划。
    他还表示，城市化的背后有很多工作是看不见的，规划要做得合理，基础设施要做得到位，人民的生活、教育、就业的机会要制造出来，只有在这些先决条件解决的基础上才能谈如何塑造城市的形象。刘太格认为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不理解什么是合理的城市规划，过分注重形象工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到处都是环线，盲目讲求壮大、雄伟、气派。
    “城市的发展需要考虑更多人的因素。”刘太格说，新加坡的公共组屋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样板。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政策是城市发展“公开的秘密武器”。每一个到达新加坡的人都可以看到它对新加坡的卓越贡献，但是秘密就在于它背后的系统性城市规划设计。

崔永元：城镇化，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没有
    央视名嘴、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谈及今年的主要提案说，他继续关注农民工问题。崔永元说，农民工人数庞大，3个亿，被称为城市新工人。今年我们又要搞城镇化，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会更加庞大，也意味着会出现更多问题。“我的问题是，‘城镇化，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没有？’”
     “比如有人在讨论要给农民工改名，说农民工涉嫌歧视。其实我觉得叫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城市对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有没有做到”。为推动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崔永元实地调研过朝阳区。他介绍，朝阳区60%的教育资源都用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但结论是：“还是不够”。城市的不断发展，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我觉得，城市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任玉岭：副省级以上城市应接纳外来人口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近日表示，中国大城市的容积率要比很多国际大城市低得多。日本东京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而东京人口是上海的2/3。
    任玉岭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关键是要解决副省级以上特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问题。北京、上海外来人口均在700万左右，其中绝对多数是家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农民工。由于副省级城市不接纳农民工和农村入城的大学生，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实际仅有35%。同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中，80%是农民工子女。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化不仅没有推进，而且明显倒退了。
    他直言，副省级城市不接纳农民工的理由是城市太大太拥挤。其实，中国大城市的容积率要比很多国际大城市低得多。日本、韩国城市容积率是2，我国香港地区1.6，大陆仅为0.5，上海被认为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现在容积率才0.8。日本东京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而东京人口是上海的2/3。要推进城镇化、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一定要让副省级以上城市带头接纳农民工。要坚决改革户籍制度。
刘永好：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是空谈
    “发展好民营经济与实现城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说：“归根到底，民营经济发展逐步壮大为城镇化奠定基础，没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城镇化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空谈。民营经济包括小微企业的发展，他们是城镇的细胞。”
刘永好认为：第一，城镇化不是城里人到农村去就叫城镇化，而是农民自身搞城镇化。
第二，城镇化一定要在农民收入倍增的情况下进行，只有农民收入不断提升，才能够实现城镇化。第三，城镇化里面可以引入新的概念，即养老群体参与农村城镇化建设。
    刘永好认为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怎么样帮助这些农民朋友？当然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调动民营企业的参与，包括农业的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参与到城镇化里面，我觉得这才对国家有真正的好处。”
    城镇化推动过程中将面临许多问题，在刘永好看来，一是资金的来源问题；二是规划的到位问题。“我们怎么样帮助农民提升收入？农民收入不提升，城镇化根本谈不上。在城镇里面一定要有收入的来源，这是最根本的。收入的来源就是说要做小型的农场，要做合作经济组织的一员，要搞农业食品产业，要做服务业，还有发展民营经济。”

王石：中国楼市泡沫很危险，甚至是灾难
    据报道，CBS做了一期报道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访谈，该访谈邀请到SOHO 中国的总裁张欣和万科总裁王石。报道中表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在地产的大规模投资所催生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即将破灭，CBS将其形容为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万科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中国的房屋是否过于昂贵时，王石只是回答道：是的。当主持人提到上海的普通居民买房需要支付的房款可能是其年薪的45倍以上，王石表示实际比例甚至更高，这是一个泡沫，非常危险，甚至是个“灾难”。王石在节目中也表示：“我相信最高领导层有智慧来解决这点。”
    SOHO中国总裁张欣在采访中表示中国的住宅地产投资已经走到终点。张欣表示，她预期北京和上海的优质商业物业市场将继续增长，但是住宅物业市场则是另外一回事。她表示：“我的观点是中国住宅物业市场确实已经穷途末路。”

朱鼎健：城镇化将会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就楼市调控不断加码，其中被热议的房产税将扩容这一热点，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峻豪集团主席、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表示，社会要稳定，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包括解决民生问题。出台房产税可以抑制投机行为，保障人们住房的权益。事实上，国外的房产税会更高，而且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不一样的应对政策，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这种条件下，刚需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最大化保证？“其实城镇化概念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大家不需要都挤在城市里，而且城市里的土地、基础建设和配套都已经饱和了。”朱鼎健认为，可以通过把城市周围的片区进行开发，创造出新的区域，引入新的投资，对人口进行分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社会问题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此外，对于内地推出的针对房地产行业新政，朱鼎健认为“时机恰到好处”。“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感受到泡沫，同时现在价格也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在很多城市，住房的存量还很多。这个时候出台新政，一方面可以持续抑制投机，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从而实现市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