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报告称，超八成农民工表示对未来有信心，有57.9%的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其中底层认同的农民工孤独、寂寞、无聊等情绪感受超过50%。（3月24日《新京报》）

    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漂泊都是生存状态的底色。为了让自己和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往返来回。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迁徙，也是社会身份和精神身份的双重置换。对于他们而言，流动不是目标，也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工具。

    在农民工身上，投射着“四个世界”的集成影像。农民工进城之前的生活圈子是他们的“乡土世界”，进城之前想象的城市生活是他们的“想象世界”，进城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现实是他们的“城市世界”，而对城市真实生活的不断适应就是他们的“实践世界”。换言之，农民工的负面情绪是一种精神断裂，是城市与乡土、想象与现实对比导致的心理落差。

    在理想的图景里，城市积聚着丰厚的资源、无穷的机会和数不清的财富；这一切，对于农民工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农民工虚高的心理期望遭遇现实，相对剥夺感在所难免。不论是工资水平较低、社会保险参保率偏低，还是对居住状况和生活环境不满意，抑或是文化生活单调乏味，都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农民工的负面情绪，追根溯源，在于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伴随着农民工群体在年龄、受教育水平、生活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如今“收入”并非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而是他们需要参与，需要融入，更加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这些都是新的影响因素。

    因此，正视农民工的负面情绪，需要正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探索制度化的排解渠道。一方面，政府和用人单位要重视农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满足农民工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也要重视农民工尊重、认同的心理需求，同时关注农民工公众参与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公共文化覆盖面，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建设“安全阀”以排解农民工累积的负面情绪。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告别乡土、挥别亲人，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用汗水和劳动，书写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弥补农民工的心理裂痕，消除农民工的精神失落，让农民工“活得更有尊严”，既是对农民工权利的伸展和彰显，也是城市基于感恩的一种回馈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