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人权这一信条，首先开始冲破了欧洲历史延续链条中那个最薄弱的环节，挑战了黄袍加身一族既得利益，甚至已经准备好要宣判现存制度的破产。已经做好准备直捣巢穴，扫荡一贯被神职人员、贵族和同业公会所占领的特权阶级的传统联盟。从这一运动破坏性的一面来看，它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活动中，也如同其争取自由结社、自由合同、自由探索等活动一样，它又是神智健全和充满理性的。因为，它对历史的污蔑是真心实意的，他们的抱怨中也多少表达了公平正义的理想。然而，我们绝不能盲目看待这类思想更迭和分裂所带来的后果。最简单的概括大约就是：这一切都让美国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对于从事政治评论的人来说，真正的政治秩序，是从建立自由思想和制度的那一刻开始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建立的过程只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外科手术，还远不是政治联盟的一种更加有机的组织形式的开端。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Sr．)在1852年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情的发展。他评论道：“民主并非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毋宁说它只体现了旧有组织形式的解体和瓦解；它只是一种还权于民的解决办法，是对以往政权的颠覆，是将权力重新交还给其最根本的主体。但是，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替代不了以往的任何其他事物。”
    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看出向新大陆移民这场伟大运动终于爆发出来的思想背景了。其有关的物质根源，已经探讨得足够多了；认清其文化上的必然性，则尤其重要；这种必然性当时已经跃跃欲试了。中世纪古老文明已经崩坍，这个文明遗存仅只仍旧在“落后的”和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非进步”国家中徘徊不去。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漂移在欧洲主流思想以外。人类的兴趣慢慢开始变得外化、抽象。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细枝末节的经历上，并把它推向极致。有先见之明的人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选择外壳已经石化、内容却仍完整的古代文明，要么就选择新文明，但其起源尚浅、不够完整、不够具象，还故意无视人类合理需求和兴趣。我们的欧洲人祖先选择了后者，这样，他们就已经把一只脚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尽管他们会受到迫害，会遭遇艰难时世，他们的政府会垮台，同样，他们还会梦想世界范围的成就功勋，尽管种种……他们仍旧蜂拥到了大洋彼岸。那些同欧洲文明种种象征敢于彻底决裂的人，也正是作好完全准备最敢于来美国冒险的人，因而他们行动果敢：很快就征服了恶劣外部环境。在他们看来，余下的重要问题，就只剩下客观物质环境了。
    所以，同欧洲旧文化决裂这个过程和它的最终结局，直至19世纪才在美国逐步显现。但是，这种决裂的直接后果，在移民进程开始之初的150年间，已经一点一滴地逐渐清晰了。从最初的殖民者登陆马萨诸塞、新尼德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直至少数猎民的稀疏队伍首次穿越阿勒格尼山麓地区，他们的活动以1775年丹尼尔·布恩具有象征意义的探索冒险为开端；全部这段很长的时期内，大西洋沿岸早期的殖民聚落始终是欧洲思想的前沿哨所。这些移民新大陆的殖民者，随身带来自己原有的道德体系和文化氛围。
    在此期间，知识分子阶级思想上内在的局限性尚未外化，尚未演变为社区自身的缺点和畸形：住房、城镇、农舍、农场，仍旧沿袭着欧洲形成的风格样式。这或许还不算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它却找到了以后的发展方向和模式。穿行在波士顿城里的小路上，或是路经马里兰领主们豪宅前宽阔的草坪，你简直难以设想，就在不远之外的地方，还有荒野在召唤。说老实话，其实荒野的召唤实在并不起作用：这些顽固的城里人，这些不动产持有者，这些大种植园主们，早已安于城市的文明习惯。他们即使是想到扩展，也是向海外扩张，去寻求意大利帕拉第奥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设计样式来装饰自家房屋；或者，去寻找自己中意的茶叶和鲸油，为的就是享受人生。所以，表面上看，这些人仍然延续着欧洲时代已经过了许多年的欧式生活方式。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在美国殖民时期的第一个世纪内，却未给美国的精神思想留下丝毫沉淀。除些许散文诗行，没有留下任何文学作品；除了几首民谣哼唱和伊丽莎白时代歌谣幸存下来，无任何音乐记载；除了围绕着新教打转转儿的几条教义之外，无任何思想学说的记载。但是，随着18世纪到来，美国各地社区则完完全全踏入了欧洲思想圈，欧洲思想任何一种新模式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对应形式。假如参阅、追随当时几位典型人物传记的来龙去脉，你定会感到引人人胜，大受启发。这时，美国一系列杰出人物都轮番登上舞台了，仿佛历史女神缪斯(the Muse of History)早巳为他们登台准备好了入口和出口。他们的出场顺序安排，清楚得几乎可以图解：这些人物共同组成了欧洲精神思想的梗概脉络。实际上，这些爱德华兹们和富兰克林们，真不像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简直就是新教、科学、财政、政治的化身。
    最先登上舞台的，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在美国思想发展的河流中，他要算加尔文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诠释者。就像他的前辈柏拉图一样，爱德华兹同样为灵魂之美着迷。这让他的作品总像在恍惚之中创作出来的。但是，他当时思想的大前提是决定论(Determinism)，认为人的行动不一定完全遵循主观意志，而无法摆脱独立的外部因素支配；这一点他十分清楚，却仍然在沉重良知的引领之下，冒险按照自己的思路向目的地走去，结果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否定了自己的理论。爱德华兹之后，新教就失去了精神支柱。19世纪早期，它已经发展成了毫无血性的上帝一位论，这就使得人文主义的勇气荡然无存；或者说，它为了振兴宗教热忱、扩大信徒，已经陷入到纵欲纵酒的祭神仪式，并且借福音派基督精神的名义，躺倒在好几个肮脏的萨特神之下，任其铁蹄作践自己。诚然，继爱德华兹之后，仍有几位优秀新教牧师，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无论坎宁(Channing)也好，比彻(Beecher)也好，他们的成就都只建立在个人修养基础之上；况且他们都也再也不能从坚定信仰的深井汲取到思想营养了。
    新教精神所发展起来的那些美德和习惯，诸如它强调勤奋、自强、节俭，强调碌碌无为和享乐至上的邪恶可怕，强调艺术活动的市侩特色与邪恶本质，凡此种种，都曾对工业革命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当电报技术的发明者，摩丝教授(Prof．Morse)，起初是个画家；他在意大利旅行时，从他的一封书信中可以看出，一种清楚的敌意已经广泛地浸渍到他的宗教信仰之中：证言是不会因为迟到而丝毫减损其效力的。他写道：“我想弄清教会对民众、会众的意义，于是环顾教会……却发现，当时的大环境中的一切，非但没有让人们更加虔诚，反而处心积虑地要捣毁教会。人的想象力通过条条途径都表达了出来；而音乐和绘画，非但没有深入去服务宗教，还浸透到反宗教领域之中，把人心引向邪路，让人远离静思默祷，远离宗教参悟，无法了解宗教中全部真实的东西……却被引向感官诱惑。这样是无法传递任何神圣启示的，看不出其中有任何认真的意图和严肃的安排。”
    从这种松懈态度开始，一步之遥，便跨入到依靠复古主义江湖骗子去推动工厂工人的宗教信念。同样，上述思想态度，距离商业热忱与宗教虔诚形成奇妙结合的时刻，也非常贴近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类宗教外围组织也就是这种结合的最好象征。狄更斯笔下描绘了工业时代各种典型人物，例如：葛雷硬、庞得贝，以及麦昆齐，等等。这是些极其务实的人物，他们最为害怕的，包括诗歌创作，也包括夸大情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所唤醒的形象和情感，让基督教精神中熟知的那些形象和情感相形见绌，呆头呆脑。还不仅仅是说，新教伦理和科学精神，扼杀了旧时代的种种象征，它们还必定要阻挠新时代象征物的诞生和发展：因而，它们也一定是要取消冥思苦索的沉静态度，结果就让艺术和神话无从生长起来；因而，人类也就无从为自身活动找到新的实现形式。因此，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们，便把愤怒和剩余精力一股脑都投向数量化生产。工业中的新型生产方法已经创造出非常强大的生产能力，这一切让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物品都获得了空前的重要地位。上帝不是说过吗，“增殖吧，繁衍吧!”如果婴儿可以增殖、繁衍；商品为何不能?假如商品能够增生繁衍，那么，财富为何不能?于是，成功、致富，就成为基督教创造出来的奇迹，而这些奇迹又成为人们信仰上帝的理由。
    接下来这个伟大人物，也雄踞美国历史的高峰，这个人就更全面、更完整地体现了当时的各种新兴势力。放回当时背景，在当时尚且熹微的晨光来看，这是一个接受过全面、良好教养的人。他在伦敦和巴黎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与一系列名人媲美：包括普里斯特利以及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家，以及达兰贝尔以及霍尔巴赫这样的著名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为了费城公民，原系有意而为，他完全继承了贵格会(Quaker)教派那种朴实无华、简洁纯朴的生活方式。他以出版商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将自己发财致富的全部经验和诀窍，及时收集成箴言集锦，传给公众，这也就使他一举成名。从历史文件考察，由富兰克林专属权时代开始，富兰克林那个时代，经过萨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直至最近有关提高社会地位、扩大个人资产的最新广告宣传等做法，这漫长发展线索中有个直接联系，一贯到底。假如你更中意富兰克林身上的布尔乔亚气质，而不喜欢他那些继承者们，这很可能因为你看中富兰克林的人生相对圆满而全面。如果说，他也不无金融家们收放高利贷的嗜好，那么，他同样也拥有作为真正科学家的尊严和自由意志。
    富兰克林有多重身份，生意人、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这些身份彼此之间不分伯仲，同等重要。但在科学领域，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他没用自己的发现去赚过一分钱。他进行过电学试验，也发明了避雷针；他改良了壁炉结构；事实上，他去世前不久，在最后一次回美国的归乡旅途中，他还在进行壁炉结构的改良。最终，他还是一个自然神论者(Deist)，以自己的理性方式相信和验证着上帝的存在：因而，他也就彻底摆脱了18世纪敏锐的思想家们早已认之为幼稚无用的种种“哥特式幻影”——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彻底被那时占据主流文化的抽象形式和神话所吸引：这些东西分别是：物质、金钱和政治权利。他也欣然接受了时间的机械概念：时间就是金钱；接受了空间的重要价值含义，也接受了征服空间的思想意识；为价值而去追求金钱：钱，是一定应该去赚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些，同样也是幻影。而且，过于沉湎于这些东西，会让一个人丧失其文明生活的大多数益处和收获。年轻的时候，富兰克林甚至还发明了一套设计精良的品德修养记账登录系统：由此可见，他已经把实用主义推到了极致。
    作为一位政治家，富兰克林的智慧，无论如何评价几乎都不为过，因为，他既有耐心又有原则。这时，对富兰克林时代美国思想的政治层面作出了最好概括的人，是一位新来的移民；这才是人类一位真正的朋友，他就是托马斯·潘恩。他的学说最完好不过地总结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们在辩论中，笔墨官司当中，不论出于什么论点和目的，常常要引用他，都要提起潘恩的名字；以至于很少有人仔细研读他的著作。久而久之，我们在文学史评论中常常会发现，对潘恩的一些非常非常肤浅的评断，都接二连三地塞进来了。这些烂东西，又是谁写的呢?是那些所谓的显赫人物!首先，他们无福消受健全的英式文体，更谈不上尊奉一种诚实的思维习惯和规矩，他们不会享受这种快乐！《人的权利》一书，简明得简直就像平面几何原理；我认为，其中所涵盖的内容，绝大多数对当今政治自由主义思想都仍然有效。以我看，除他之外，再没有哪个思想家，能比他更善于戳穿那些美化种种政治理论或政府界说的一层又一层道德谎言了。例如，潘恩就这样写道：
    几乎每一种原本属于国家民族含义的东西，却都被融入政府这一笼统而离奇的字眼之下并加以篡改。虽然，这个政府拒绝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拒绝为它制造的乱局承担后果，而面对任何一点点有财富含义的东西，它却都无法勉强自己不去冒领、侵占。工业、贸易、制造业……人类勤劳和组织化活动的一切效绩，它都巧言令色、贪天之功、窃为己有；更有甚者，它还从人性的全部内容当中抽取掉了人—— 作为社会的人——的全部优良品格和价值。
如此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情绪，在他《人的权利》和《理性时代》等著作的很多篇章中都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潘恩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个成年人。他见证了一个全新历史开端的种种好处，并且深信，假如最初的原则精神能够一丝不苟地宣布给公众，那么，这个国度是能够实现这些原则的，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国度，才能逐步开始去实施它们！于是，他就以理性的态度和人类社会改良的精神，重新总结了18世纪以来日渐膨胀的希望和幻想。作为一个移民，他说到做到。他没有对任何国家先人为主的偏爱，不带任何历史偏见，因而不会特别钟爱某一社会的历史形态，正如一个人会由于特别熟悉自己而接受自己，包括自己的全部历程和错误……潘恩不是这样，作为移民，他斩钉截铁，说一不二；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宗教哲学，证实了自己与旧时代的彻底决裂，包括情感、社会联系、效忠精神，等等。
    不幸的是，任何人，若脱离了他所处文化背景，就很难算个真正的人了：潘恩就丢掉了将他真正塑造成人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场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会发现，他其实已经悄悄为自己安置了另一种生存背景：一个用过去残存记忆中的幻影虚构而成的生存背景；不然，他会变得不安、躁动；他时而定居下来，时而又整装待发；然后又继续龟缩在家中，觉得明天无望，沉湎于过去历史的伤怀之中。独立战争之后来到美国的移民，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和祖国，换到手一部宪法和人权法案。他们也摒弃了一切将他们塑造成社会人的原有习惯和制度；这些习惯、制度，虽曾给了他们以人的身份，却没有换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除了可以从此免遭随意错误执法和裁决的厄运。这笔你情我愿的交易当中已经显示出，他们对国内先前的生存条件已经忍无可忍。但是，至于说，未来是否一定完全有利于新国度，那就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情了。集体移民进入美国的群体，比如，像莫拉维亚人那样，他们就有时仍能想方设法保持自己有效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但是，假如是单独移民来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个人”，他得到的却仅仅只有廉价土地和投票选举权。土地本身不用说了，尽是好处，极具诱惑；而且，谁也不会反对这种交易或者变化；不会感到其中会有任何缺失损害，只要他不转念去细想，不去细心对比老百姓对于美国国庆日7月4日著名演说的日常说法，不去与各种真实情况一一作对比，包括：奴隶交易、宪法具体条款，《外籍法》和《惩治煽乱法》、《惩治逃奴法》，等等……那么，他是能够安居乐业的。
    处在18世纪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潘恩真会相信，社会文化体系，可以在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没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运行。因为，当时欧洲社会就是辗转挣扎在这种境况之下。潘恩所代表的学派犯下的错误，也正在于此。因为，欧洲社会解体过程中，这些十分有害或者陈旧过时的体制，在其严重缺失之后给社会带来的职能缺位，又被工作劳动所填补；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辛劳工作所填补了。这些辛劳工作使人心身疲惫，还会让人没有精神顾及应该关心的、有助于丰富精神的活动。共和政治则更进一步助长了这一思想精神外化过程。人们开始谋求一种新的人生，谋求仅仅只靠政治就能生活；于是，民族国家就成了他们的新宗教。国旗，正如卡里顿·海斯教授(Prof．Carleton Hayes)所指出的，国旗取代了十字架，编定宪法的立国之父们，则取代了教会神父。
    工业与政治在其各自主要利益领域内处于明争暗斗状态。它们这种互动关系，从潘恩以及富兰克林个人人生经历中，就得到活生生的体现。潘恩是可拆卸铁桥技术的发明人。的确，政治活动和机械工程发明，轮番交替出现在他人生征途之中。而这时候，他把铁桥设计实验放在一边，抬起头来回应埃德蒙德·伯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抨击：用他自己的话说：“美国的独立战争鼓励了发明创造，大大减少了办不成的事情……作为参与过这场极富纪念意义的法国革命的数千人中的一分子，我和我的战友们，都重回家园来享受安逸、宁静的平凡生活。但这不意味着我会就此懈怠，所以我承担了为这条河[斯库尔基尔河]建造单拱桥的工程。”
    好一个我不会就此懈怠!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谎言啊!当贵族政治还处在节节高升之时，耐心的雇工们只能把他们在水力方面的才干知识用来建造人工喷泉，凡尔赛宫殿不就是这样建造的吗?就这样, 他们发明了自动下棋器，造出了能鸣钟报时显示时间，还会喷水，还有小鸟能唱歌摆尾的豪华钟表，还能演奏出歌剧选段……正是这些空虚但无害的创造活动，让精确技术中的新工艺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无聊的领主们被哄得很高兴，得到娱乐，生活则继续进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在新时代的自由精神里，普通人和达官显贵、名媛淑女一样，对古老象征和文明一样地无动于衷，毫不操心自己的精神活动，唯独关注物质生活享受，以及如何去征服外部世界。这种情况下，普通人转而开始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贪杯贪吃的傻小子们成了浪荡子，而像富兰克林和潘恩一样聪明、勤劳的人，则一门心思投入增加财富、改善生活，使之变得更加舒适、方便。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信仰上说得过去吗?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活啊：相信通过正常的选举，通过议会辩论，可以建立新的天堂和新的人间世界!那么，工作效率的出路呢?那就要靠发明创造了。总之，加入这一新信仰的，构成这一新宗教的，件件都不是小事情!新型工具设计方法，大大节省了劳动力，缩短了距离，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社会财富。
     是，美国人，就像同时代欧洲人一样，既然有了自己的这些发明家，同样也为功利目的开始去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从这时起，对想象力有特殊偏爱的人，比如莫尔斯(Morse)，也就是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的学生、像惠特尼(whitney)或者像富尔顿(Fulton)一样的学校老师，插图画家，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艺术方面的想象创作，倒戈转向发明创造，至少也是投奔到发明创造所带来的商业剥削。他们深信：这种放弃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他们甚至没有像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艺术家们那样觉得情况两难，无法取舍。并非美国发动或者垄断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事实上，科技专利的大发展始于1760年的英国，而这一运动的构想和发端，达·芬奇在他的笔记本中早就记载下了。这里的要点在于，欧洲古老文化层次重叠而繁冗，况且原封不动地束缚着它身上每一个具有领导和创新能力的阶级和阶层。学者、文人、历史学家、艺术家，全都感觉不到有必要调整自身的角色，没有感觉到需要专门投身于实用和实际的活动。而在美国则不同，中世纪文明的影响越来越弱，在这新国度的很多僻远地带，古老文化则甚至还根本未曾显现。在美国，没有人感受不到发明创造带来的进步；每项进步都在第一时间化为经济效益。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写“LAmour”(爱)这个词语时，说的就是美国人对安逸舒适生活的钟爱，而且，已经变成代表人生习尚的一句口头禅：他是带着些许贬低的口吻说及此事的。
如果古老文明已成一片废墟，而新文明却依然只是泡影，那么，人们的兴趣如此物质化，如此无情地剥削自然环境，刻意追求物质利益，看来也就不可避免了。新教精神、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政治民主——所有这些制度和理念，都在否定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还通过否定旧有的、厘定新生的，或是通过实际同化过程，统统在推动和深化新的人类活动。如此一来，欧洲解体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很快在美洲土地上得以形成。如果19世纪的人们发觉我们美国人十分粗鲁、野蛮，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定居在一片新大陆上；相反，是因为席卷欧洲大陆的人类文明进程，种种有纪念意义的高峰，都还没有充分激励美国人，形成自己伟大的精神思想财富。于是，美国人的形象也就沦为赤条条的欧洲人。而到美洲来开拓殖民地的过程，公道地说，也就是欧洲文化的拓展和扩散；就是那些无力继续分享或继承欧洲文明，而改造欧洲又有心而无力的人们所掀起的一场伟大运动。总之，美国成了欧洲落魄者唯一能向往的地方；这样，即使没有摩西率领指引，他们还是飘零到这片荒野上流浪探索；同样，在这块流放地上，他们持续了很长的漂泊流亡生涯。其间，可能，偶或无意中看到，这里居然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