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1月1日13:30—14:20
地点：北京饮真堂茶馆
嘉宾：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宋俊岭

话题发起缘由：
    从公元前3500年到3000年，世界许多大河流域出现了人类第一批城市。最初在两河流域，继而在尼罗河、黄河、印度河流域，大体上同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批城市。到如今城市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据民政部2011年6月16日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截止2010年中国设市城市数量增加到657个。一方面，我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瞩目；另一方面，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乱象丛生。那么，关于城市，我们应当具备哪些常识？本期《茶话》栏目，我们将跟随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宋俊岭老师去了解关于城市最基本的知识。

人物介绍：
    宋俊岭，治学严谨、视野开阔，不仅中文功底深厚，英语也运用熟，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的中文译本就出自宋老师之手。宋老师已退休，当他得知中国在城市基础理论方面仍然缺乏相关教材和师资时，他说，“没人做我来做。我要做这个铺路人。”目前宋老师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给北大研究生讲授《城市学概论》课程，《城市学概论》这本教材也正在紧张地编写和整理过程中，它将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方法和语汇展示城市的基本原理。

    城市化：您长期研究城市，对于城市认识深刻。那么，关于城市，您认为我们该具备哪些基本常识？
    宋俊岭：城市的管理者、专业人士以及普通百姓，都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大家有必要贡献力量的同时做出判断，使自己的努力更加理性化。认识城市最基本的属性，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就是不管哪行哪业哪个层次的公民都有必要在这个城市基本属性上动动脑筋、想想问题。
城市基本属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属性包括整体性、有机性、均衡性、有序性、规范性、丰富性、创造性。由于城市非常庞大，因而它又具有复杂性、模糊性、脆弱性、暗沉性和风险性等负面属性。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后，我们去工作、处理问题就有了依据，也有了方向。

    城市化：具体到老百姓，您认为应该知道哪些常识呢？
    宋俊岭：对普通百姓来说，要让他（她）知道城市生活、城市建设最起码要符合有序性和规范性。不管是本地居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到城市来安身立命长久打拼，在融入当地社会时也要遵守城市有序性和规范性的基本守则。这就是常识。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违背常识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比如，在我居住环境不远的地方，乱刷乱涂小广告很普遍。院子、楼道里，墙壁、楼梯都被小广告占据，很难看。每次清理之后不久，小广告又会出现。附近居民对此深恶痛绝。另外，附近街道的拐角堆满了垃圾，清走以后很快又被堆满。这就违背了城市的有序性、规范性，违背了城市讲究整洁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再一个现象，夜间，大家多在熟睡的时候，城市生活要求保持安静，但常常有人肆无忌惮地按喇叭，高声鸣笛，互相谈笑，高声喊叫，吹口哨，大白天行路行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等。这些现象都不符合城市常识，不符合城市生活的有序性、规范性的要求。
要杜绝这些现象发生，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比如在垃圾倾倒上，除了教育当事人不要乱丢垃圾，恐怕还需要一些制度和资源的配置，包括责罚奖惩措施，这需要市政管理部门一步一步地去完善。
    再比如，现在许多人养宠物狗，养狗无可非议，但街道上常常出现狗的粪便。这是大家都非常头疼的事情。既然养狗，就要养得起，就要舍得为此付出辛劳。我看到，有些狗主人会很严格地把自家宠物狗的粪便用纸收起来，放进塑料袋，提着不乱扔，这样的人令人尊敬。我还见过有些树上挂着小箱子，里面装着宠物粪便拾取袋。这实际上是为那些没有带塑料袋的遛狗人准备的。这应该是市政部门的努力。这些做法都是向着城市的有序化、规范性在努力，也说明大家要从各自的角度拿出实际行动来。尽管我们的城市还要经过努力才能做好这方面的事情，但我还是要呼吁城市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所谓城市常识有高深的道理，这是不错的，但也有非常浅显的基本要求。往往从眼前一些常见的现象当中，我们能够看出城市中深刻的问题。这是就市民包括你我这个层面而言的。

    城市化：那么，专业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常识呢？
    宋俊岭：对城市这个主题各学科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搞研究的、规划的、建设的、管理的，都对城市有贡献。这一点仅从现在的城市生活在景观、设施、条件等方面都大步前进，与10年前甚至更长时间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定要提到的。但是有些问题没有予以充分注意，而这个没有予以充分注意是由于各抱一摊，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久而久之，城市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运作效应，把当前一些矛盾掩盖了或者转嫁给未来、转嫁给其他领域、转嫁给周边地区，这都是问题。
对于专业人士，我们应该与他们讨论的常识是，一定要尊重城市的完整性。完是完好、完满，重要的元素一样不缺，这叫完。整是不仅不缺，而且是整体，不破碎，否则不能形成总体的运作效益。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种决策，在城市这个有机体身上都是牵一而发动全身的，所以要慎之再慎。
    举例来说，某大城市控制机动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但新任管理者一来就草率地取消了这些限制措施，结果机动车拥有量陡增，城市交通拥堵不说，有些时刻几乎是瘫痪。这就违背了总体性原则。这说明，当只考虑车辆销售的滞塞会引起的不良后果时，而不考虑总体性原则，那么给城市带来的效应往往是灾难性的。
    再一个例子，就是有些城市采用大规模的垃圾填埋，除了占用良田污染水源不说，当被问到这种长远设想是什么时，他们说是暂时把垃圾放在这里。我见过这样的填埋厂，坑很深，大概有四十米左右，面积达四个足球场那么大，那种容量之大，累积种种不良后果难以估算。而且这个做法当中包含了一种设想，等待国力充实将来挖出来重新处理。这种做法妥不妥当可以讨论，但我觉得不可取，我认为这叫转嫁危机，也是一种所谓单打一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还有就是专业人员的一些思维。我见过不止一篇论述的意见，说我们国家城市化水平太低、速度太慢，对这种纯粹依照统计数字来做判断的做法，我有保留意见。

    城市化：您认为，应该用什么来做判断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更好？
    宋俊岭：我觉得除了看数字以外，要调查实际生活质量、城市的质量、城市环境的质量、社会质量、人民生活的质量。总体的城市质量要综合起来参照着城市化水平一起来衡量，一起来评价才比较妥当。
这就好像评价某个人吃饭多了少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吃多少，要参照消化能力来评价，不同的人要不同对待，就中国现实而言，数量增长远远超出了城市对于人口经济的消纳、提高培养教育的能力。城市接纳人口，融合同化教育培养民众，这个能力是很滞后的。这就是城市化委员会提出的一个词叫半城市化。我想，这个半城市化就是夹生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太快了，吃多了消化不良。当然是否妥当，可以讨论。
    还有一种就是以一两个因素来下结论。有个说法是，不惜一切代价促使农民进城，甚至不吝说出进城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样大胆的判断大可商榷。如果说农民的根本利益是进城，那么，农民进城就一定实现根本利益吗？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跟进城搭边吗？进城以后他们的就业状况、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很多因素是不是妥当地解决了？进城之后是否一定比脱离农村、脱离土地更幸福？等等这些都是要做调查再说话的。
    从我调查的个案中，进城后觉得不好的多，他们的基本态度就是“有办法谁来这里！”这个说法很普遍。这还是进城以后的状况，还没有问他们离开农村是被吸引来的，还是被当地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离析出来的。此外长远来看，这些人是否留得住？留下以后是否幸福？这又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了。我调查的样本中，真正在城市留下来、找到了职业而且生活得不错的，有这样的样板，但是在整个调查当中所占的百分比是不高的，更多的是属于“无奈类型”。这个情绪实际上表达了他们的一种评价。
    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同个体是在什么背景下、什么状态中到城市里来的，起点、过程、终点，我们要有描述、有安排、有设想。应该说，这些都做得还不是很充分，就一味地说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快了、慢了。不过，现在各级政府已经逐步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了。如果把各个环节的矛盾找清楚了，做好更好的安排，我们城市化的发展就会更好。这是就专业工作者而言。

    城市化：对于决策者、管理者，您有怎样的建言呢？
    宋俊岭：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否也需要具备城市常识呢？他们不仅应该具备城市常识，而且尤其要有对这些常识烂熟于心。反过来就是说，如果高层决策者、管理者连城市起码常识都不具备，是不许可的。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常识。针对决策者和管理者就说两点：第一，重视城市的风险性。城市的风险性是由于城市自身具有的模糊性、二重性造成的。因为城市是个人工生态系统，基础非常非常脆弱，它要求的平衡条件非常得多。失衡以后很久表现不出来，一旦显化爆发出来，就成灾害。因而，决策者和管理者不可掉以轻心。
    这里所说风险性还不是像今年夏天北京7·21暴雨的事件，因为它时间相对较短、受灾区域是局部的。我这里所说的风险性是有可能对整个城市的安危存亡都直接产生威胁的。比如光辐射。光辐射是雾霾天气再加上光照因素，有可能造成全城范围的有毒气体浓度超标。再一个就是水源。许多城市在城市财力、技术力量、组织力量等方面强而有力，不惜破坏周边地区的生态平衡和质量维系某个中心城市的存在。这样的做法一时似乎可以。历史上因为破坏周边地区的利益争取自身城市的繁荣兴旺乃至腐朽寄生的生活走向灭亡的例子就是罗马。罗马曾经红极一时，强大兴旺。后来用疏水管道把水从远处引来，泡澡盛行，挥霍无度，最终走向灭亡。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如何防范这样的风险，值得决策者动动脑筋。
    还有一个几乎在每次城市会议讨论中都没有列上日程却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与城市化高速阶段并行的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社会逐步孕育发展成熟，本身就是城市化非常重要的实质性内容。对于很多城市出现的问题，追根寻源分析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公民社会发育跟不上趟，才引出这样那样的事件。若公民社会发育成熟，城市自身的纠错机制就会强得多，有问题会及时发现，发现的时候又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去担当、去参与、去解决。反过来，如果搞了很多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力量很大，却迟迟不在公民社会的培育问题上自觉努力大做文章，很多努力往往会前功尽弃。像最近曝光的一些城市垃圾桶被偷、照明设施遭破坏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把城市的每个个体培养成合格公民。这已经成了当前城市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要知道，城市化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这个文明人就是又有义务、又有权利，还要  有价值判断、价值担当。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项任务铺开来的话，会是另一番景象。
    很高兴的是，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开始注重从人的行为来提高我们社会文明的素养了。我看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关 于过马路的行为。节目列举了普通百姓过马路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遵守规范既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别人的方便，其实这就是尊重城市的有序性、规范性。另一个节目是讲述一个外来打工仔在城市做快递，干完活回单位的路上看见一个打劫的，他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抓住了小偷，但却被小偷把筋脉割断了。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这类内容的节目，反映了中央台对待这类事件的态度和价值判断，让人欣慰，这就是在培养公民社会。
    前不久，我在一个沙龙上偶然听到，有人对李慎之老先生去世前非常关注的公民社会问题有强烈共鸣。李慎之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他曾经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公民》，原来是一个中学课程，这门课就是讲基本的法则、规矩礼节，比如尊老爱幼、待人谦和、问安让路、道歉、礼让这类基本行为准则，普及开来，一步步地形成一个文明的、有规范的社会。像李慎之这样一流的学者为什么说想做这件事情呢？这是因为他懂了一件事情——一个文明社会的诞生要从公民教育开始，至少公民教育是一个文明社会建设当中的一大支柱。还可以说，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病态、曲折，种种原因当中有一个就是公民社会缺位。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独独在这方面缺位不知原因到底在哪里。听说有许多人草拟了公民社会教育课本，翻出了一百多年前丰子恺那个时代的课程，想把这件事情延续下去，可是没有结果。难吗？不对吗？在此，我们寄望于十八大把那些没有必要的障碍壁垒清除，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兴旺这个康庄大道上，将公民社会的培养教育这个重大课题赶快落到实处。

    城市化：您从市民，专业人士，城市管理者、决策者几个层面讲述了各自应该了解的城市基本常识，也对公民社会的建设也很有见地。我们知道，城市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之间竞争加剧，省会城市、地级市，甚至是县级市都在展开激烈地竞争。在您看来，好城市是什么样的？
    宋俊岭：这个问题问得真是一针见血。评价一个城市的优劣成败，不得不引述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他说，古往今来，城市之所以能够诞生，人类之所以创造出城市，就是人类自身从野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城市是不可缺少的阶梯。因此评价城市的优劣成败，就看这个城市是否能够留传文化、教育人民。
    由于举出来的例子不一定是建立在非常广泛的考察的基础上的，所以就我体验和读书所得到的，我认为中国一系列历史名城当中尤其是古典北京在这方面比较成功，在流传文化、教育人民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
    老舍的文学作品当中对于古典北京的文化有非常浓厚的概括。他描述，北京有世代心血建成的湖山宫殿寺宇，有白玉石的桥梁，九桥彩龙的影壁，有唱给宫廷的歌剧，还有温美的礼貌，清脆的语言，徐缓的脚步和诚实的交易。这个概括非常到位，因为在老北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哪个卖家规矩，哪个店铺从老板到伙计，出言吐语温和礼貌让人感觉舒服，让你感到受尊敬。再有就是人家的产品都那么讲究。最典型的表现恐怕就是同仁堂了。
    从同仁堂门前的对子——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这两句念过来，就能体会出这不是文人的作品，文人写对子不这么写。这一定是老师傅教徒弟的时候，世世代代言传身教，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已经形成了一种操守。两个“必不敢”都在告诉人们，一个产业、一个职业、一个作坊有自己的操守，这是一种高度，是一种高峰，是一种自信和自豪。我认为，同仁堂这种精神是老北京那个产业当中的旗帜。要说自豪，这就是老北京的自豪与自信。
再说一般老百姓。我小时候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看到很多人家的大门上都帖有对联。对联中最多就是这一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那么多人家首选这幅对联，是一种道德认同，说明大家最认同这个精神，待人忠厚！最相信这句话，最愿意遵守它，这样律已、也这样来评价他人。“忠厚”可以说是集中反映老北京人精神的一个典型词语。这态度、这个生活方式是文化历练积累的产物，很可贵。作为一个成功的城市，老北京可骄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很多没有完整地留存下来，非常可惜。
    一个城市建得那么清洁、整齐、优美、壮丽，为什么呢？因为好的环境能陶冶优秀的人格，培养优秀的人民。反过来，混乱、丑陋的城市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这样的城市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我还是引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明：一旦城市不再是艺术和秩序的象征物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它会让社会解体，令碎片化现象很快扩散开来。试想，在城市密集杂乱的居住区中，各种罪孽和缺德的恶行会传播得更快；……发生这种情形不是城市生活的光荣……拿这句话来看看我们过去的城市和现在的城市，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城市化：北京提出要打造成世界级城市，您认为现代的北京应该从古典北京中汲取哪些精华？
    宋俊岭：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是中国与国际交往最高的平台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它已经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了。我想，我们要谦虚地向一些国家学习精神文明，几乎出过国的人都会感到，我们在精神文明、在卫生环境等方面与人家的差距太大了。一个城市，不在建筑有多漂亮，而在于人的行为和心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行为美、心灵美，一言一语举手投足之间传递的是亲切温暖，不是冷漠，更不是敌视。这要实现起来恐怕不容易。
    如果让我提点谏言的话，我的谏言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集中地想想问题，这有点像闭门思过，包括把我们自己想一想。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只有提高他们对城市的认同程度，他们才会主动参与、勇于担当。如果我们的城市比别人差，为什么差？我们是否把城市看成是自己的城市？我曾经在巴尔的摩市大街上看到一个令我感动的牌子，上面写着：“这是你的巴尔的摩，别祸害它！”在生活中，如果居民看到窗外绿地上有易拉罐等垃圾时，可以立刻拿起电话打给相关部门，很快就会有人把它捡走，打扫干净。这实际上在告诉大家，纳税人是主人，有主体行为和有主体行为效果。我想国际化大都市除了比气派排场、建筑物的体量外，更注重的应该是文明质量。

    城市化：您今天从方方面面给我们阐述了城市的基本常识。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宋俊岭：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到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各自尽最大努力实现城市存在的宗旨、城市化的终极目标，那就是留存文化，教育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