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部分人士指责浙江城市化“散”，认为由此导致中心城市发展较慢。其实这种“散”恰是浙江优势，即区域发展有多个中心，多个引擎，动力强劲，历久弥新。

    “满天星斗”这个词，是向史学界借用的。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各个文化区域群星灿烂而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特点。亦即中国早期发展并不仅有黄河中上游一个文明中心，而有若干文明发展中心，这其中就有灿烂夺目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浙江城市化也不是局限于若干个大中城市，而是具有满天星斗之势，形成了一大批分布密集、发展较快、各具特色的城镇。

    城镇密度居全国之最。以宜居空间观察，浙江在中国各省份之中，具有最高的人口密度，也具有最高的城镇密度。根据2009年数据，浙江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有8.0个城市，177.1个镇。广东居浙江之后列全国第二，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有5.7个城市，147.3个镇。江苏屈居第三，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5.3个城市，128.9个镇。由上可知，浙江宜居空间的城市密度是广东的1.4倍，江苏的1.5倍；镇的密度是广东的1.2倍，江苏的1.4倍。

    中等城市密度居全国之先。浙江绝大多数县级市和部分县城的城区，人口均已达20万以上，有些已达30万以上，均具有中等城市水平。浙江还有一批特大镇的人口，已达到20万以上或将要达到20万，形成了中国其他省区所不具有的中等城市的较高密度。中国百强县中，浙江虽不是最强，但却数量最多。

    设区市发展亦快。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尽管一些地级市人士认为省直接对县体制影响了他们发展，然而从数字上看，浙江地级市发展仍快于全国同类城市。2001至2011年，浙江11个设区市市区GDP，年均名义增速16.9%，同期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市区GDP，年均名义增速16.6%。可见即使浙江发展整体放慢，浙江设区市这10年发展也并未因“满天星斗”而受较大影响，仍略胜全国同类市一筹。

    较高的城镇密度以较高的人口密度为前提，但高密度人口未必就一定导致高密度城镇，若干客观因素成为浙江城市化满天星斗的重要推手。

    上海弱化了省内大城市发展。19世纪中后期直至改革开放前后，浙江的经济和交通中心均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前，浙江人才和资本主要是在上海“异地上市”。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各地多半与上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上海的宁波人、绍兴人等，有力地促进了宁绍地区的发展。同时，北仑港未发展以前，浙江各地的煤炭等大宗物资，多半经上海中转。改革开放后，环杭州湾农村地区，正是凭籍上海力量，冲破计划经济束缚，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远比大城市为快的发展速度，这也正是浙江一些县城和大镇最初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

     生产要素“就地闹革命”进一步弱化了原有大中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严重束缚生产要素流动及效率的发挥。在这种窒息人的体制环境下，农村本地能人，只能在本地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经济，形成了一种“三本经济”。碰巧浙江又是工商传统很强地区，碰巧又遇上1984年农业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空前绝后的363亿斤，而2011年只有156亿斤，乡镇企业当年产值比上年增长55%，从此迈上了快车道。当然，其中起基础性支撑作用的，是我所谓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

    感谢技术发展的普及，我们寻常人等已能通过卫星观察城市发展。浙江满天星斗式的城市化格局，已经或正在形成典型的星云状分布的城市群和城市带。浙江城市化已不能再满足于通常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要求，而是加快星云状城市群和城市带的整合优化，加快提升空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