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到 “家庭农场”这一概念，并主推它的发展模式前，安徽的河镇已经“探索”多年。

　　在城镇化背景中，“谁来种地”，土地如何流转，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这些问题，日益逼近。

　　放大到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社，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工业化背景下的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经营，到今天经营规模为2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可谓回环曲折，代价沉重。

　　但家庭农场仍然只是开始。问题也在开始中产生。

　　大户

　　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经营土地？时间可以回溯到4年前。

　　从2008到2009年两年间，河镇借助国家项目完成土地平整1.2万多亩。这些耕地如何分下去？应该由谁来耕种？成为一个头等问题。

　　镇农经站站长程小河说，“县镇村三级反复讨论后认为，国家投资2000多万进行土地平整，再分给农户进行分散经营，就浪费国家资金了；再加上农村种地的人也不太多了，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所以最后决定把大面积耕地流转给大户经营。”

　　后来，程小河又补充道，“其实，我们就是为了大户经营才实施土地平整的，不然也申请不到土地平整项目。”

　　程小河所指的“大户”，基本上都是工商企业。河镇平整好的1.2万亩农地，最后由8家这样的企业或老板流转，最大的一个大户流转了3000多亩，最小的一户也不低于1000亩。这些企业多为涉农企业，从事粮食加工、农机销售、农技服务等。

　　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地方政府推动工商企业下乡流转土地的热潮。各地政府在竞相攀比中，将大量工商资本吸引到农村经营土地。新华社的报道称，到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达2500万亩，比2009年底增长了84.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则表示，目前我国公司经营的土地占到流转土地面积的20%。

　　政府的推动是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直接动因。河镇镇政府有关土地流转的文件上赫然写着，“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为了实现政府的规模经营目标，当地政府出台了各项针对大户的奖补措施。大户每亩每年可以获得60元的奖励、10元的柴油补贴、10元的中央财政补贴。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大户，还可以获得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资本是逐利的。大户之所以敢下乡种地，除了政府的补贴，还因为他们认为种地是可以赚到钱的。流转了1100亩的大户吴新民当时就认为，“农民一亩赚500元，我赚100元总可以吧，1100亩不就是11万？”

　　吴新民万万想不到的是，3年下来，自己当初的赚钱梦被摔得粉碎，不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上百万元。

　　由于河镇属于国家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大户必须种植粮食作物。同样是种晚稻，农民每亩一般都能产千把斤，而吴新民最高只有600多斤。有时候管理不过来，还会造成大面积减产。2010年吴新民就有三四百亩发生草荒，每亩只收到二三百斤稻谷。

　　说到大户的产量，当地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个故事。2009年底，镇里召集村组干部开会，几十个本队流转了土地的生产队长聚在一起算了一笔账，结果吓大家一跳：1.2万亩地一年减产了近500万斤。

　　大户的经营效益之所以上不去，根本还在于无法解决劳动监督。

　　劳动监督解决不了，就会带来劳动力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这不仅使单产上不去，劳动成本也很大。吴新民说，他每年每亩的雇工费用至少在200元，高的时候都有250元。产量不高，成本又大，亏损就不难理解了。

　　连年的亏损，成为大户的无法承受之重。

　　家庭农场

　　承包土地的安徽巢湖人的出现，解救了陷入水深火热的大户。

　　2009年底第一批巢湖人接包了一个大户的2000多亩流转地，到2011年下半年所有的大户都将名下的土地转包了出去，其中90%都由巢湖人接手。

　　与大户不同的是，这些巢湖人经营的规模都不大，约在200亩左右，正是1号文件所说的“家庭农场”，而在河镇，他们叫做职业农民。

　　从吴新民手上租了200亩地的巢湖人张祥和说：“我们除非不出门，出门就种200亩，种少了不划算，种多了投入大，也不好管理。200亩正好，不烦神，稳赚！”“我们租200亩地，每年至少赚5万，高了10多万，平均也有七八万。”

　　张祥和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一般打工的比不上我们，打工怎么搞都赚不到5万，我们一般七八万。我们一年到头还没人管，打工要受人管着，不自由，还要看老板脸色。他们打工要忙12个月，我们在家闲8个月。”“现在再让我打工，我都不干了。”

　　巢湖人能赚钱，关键在于他们规模适当、雇工较少。张祥和说，他们平时的主要劳动和管理都是由夫妻两人承担，只是在农忙时少量请工，一年下来平均每亩雇不到一个工，也就百把元。“我们种200亩地，赚的就是自己的辛苦钱。”粮食生产的利润本来就很微薄，雇工太多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河镇的一位老村支书对巢湖人的印象也比较好。他说，“这些巢湖人的产量比大户高很多，有的比我们还高。他们能吃苦，一天到晚地干，不像大户，都是开小轿车的，从不下地”，“他们经常在外面种地，有技术、有经验”。

　　“一般农民种得少，没有压力，技术跟不上没关系，我们完全靠种地吃饭，必须得靠技术提高产量，”张祥和说，“小面积的地农民不重视，他们大部分时间干别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时间放在种地上，差不多就行了；我们就得一门心思扑在地里。”

　　张祥和今年50岁，在外面专门种地已经有15年了。他早年主要在浙江嘉善，近年来回到老家安徽种地。论种地经验，他绝对是个老师傅，据他自己介绍，至今从他手上带起来的“徒弟”已经接近20人了。

　　其实，在巢湖人的带动下，河镇很多农民也开始走上了职业农民的道路。去年流转土地的15户职业农民都是当地农民。程小河介绍说，“在同等条件下，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本地农民。”

　　家庭农场的出现，可以说是城乡双向运动的结果。

　　这从张祥和的包地经历上看得比较清楚。1997年在浙江嘉善打工的张祥和发现，当地很多农民进厂后自己的地就不种了，好好的地就这样抛荒了。惜土如金的张祥和夫妇捡种了四五十亩抛荒地，没想到种地收入比打工还高些，从此他们干上了包地这个行当。但由于土地比较分散，他们的规模都维持在几十亩的范围，收入也比较有限。

　　2009年前后，张祥和耕种的土地被开发区占去。正在不知所措之时，他听说安徽老家有不少地方都有资本下乡搞大户经营，土地不仅平整而且集中连片。更让张祥和喜出望外的是，很多大户都对外转包土地。这下他可以继续种地了。

　　从此，张祥和回到安徽发展。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经营规模扩大到了200亩左右。在其他地方种了两年后，他来到了河镇。

　　大户的破产和家庭农场的出现，也使当地政府认识到了家庭农场的优越性。当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高祥告诉笔者：“夫妻两人种150亩上下的土地，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两个人赚七八万，完全超过了社会平均收益，这是经济效益；他们的产量不低于老百姓，甚至还要高，这是社会效益。大户即使不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会成为问题。”

　　从大户接包土地的张祥和们，现在最不解的是，他们不仅拿不到政府的奖补资金，每亩每年还要向大户交100元左右的转包费。张祥和去年交给吴新民的转包费是每亩每年80元，而他的老乡小王交给另一位大户的费用是100斤稻谷，折合成现金就有130多元。

　　就此，程小河解释道：“我们与大户签的合同是7年，还有4年才到期，我们总不能现在中止合同吧，只有在新签订的合同中给职业农民相应的奖补。”笔者了解到，去年流转土地的15户职业农民确实拿到了奖补资金。

　　据程小河介绍，河镇目前还有2万多亩土地没有流转，但是镇里已经定出方案，计划未来3年将剩余的所有土地纳入土地整治范围，平整后流转给职业农民。

　　小农

　　在农村人口加速流动的背景下，土地流转势在必行。所以，中央在稳定承包关系的同时历来都允许土地流转。

　　但土地流转要与农村实际相适应，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得损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益。笔者在河镇的土地流转文件上也看到，“农村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但在实践中，何谓农民的意愿，却是个“模糊”的问题，并且可以操作成对农民意愿的违背，对他们权益的损害。

　　徐世林，今年65岁，家有7亩地，2009年全被政府拿去流转给大户了，现在是巢湖人在种。他说，他们村90%以上的土地都被流转走了。当时很多人也不想流转，但是没办法，村干部三天两头往家里跑，最后看在干部的“面子”上，只有把地“让”出去了。

　　徐世林说：“你说我们愿意吧，那肯定不对；你说我们不愿意吧，我们又签了合同。现在很多人后悔了，但是合同都签了，咋办呢，只有等到合同到期再说了！”

　　徐世林所在村的村会计袁化武说，“当时好多人不愿意流转，主要是55到65岁的老人，他们在农村还算壮劳力。没工作，没固定收入，又没企业，他们想‘我就种地呗’。有的亲戚朋友出去打工，土地都流转给他们，还不要钱，他们肯定乐意种。所以，很多出去打工的人愿意流转，在家的人不干。”

　　“种地我有两头收入，既能种地又不误打工。现在消费水平那么高，我种地，什么都不用买，一年不掏钱，照吃饭；地收走了，又不安排工作，我们吃啥？光靠打工？今天打点零工，有吃的；明天不打，就没吃的了！”徐世林这样说。他现在的固定收入就是每亩的流转费400斤稻谷，有活就在附近打些零工，没活就在家闲着，生活大不如前。

　　袁化武讲，当时至少有一半农户都得做工作，工作难度很大。“我们村干部包片做工作，晚上跑到人家家里做工作，做不通就找他的亲戚一道去，跟征地拆迁一样的。有的死活不同意的，跑一次、两次、三次，实在做不通，就让他种，但只能种自己的那几亩地。”

　　目前，依然种地的农户就是这些干部眼中的“硬钉子”。

　　河镇进行土地平整和流转的原则基本是“整村推进”。去年流转给家庭农场的3000多亩地都是一个行政村的土地，这个村只有不到10%的地还留在农户手中。

　　“应该是谁想种地，就给他种，出去打工不想种的，流转出去。但是现在，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拿出来，就像1958年的共产风、大跃进。”徐世林有些愤慨地说。

　　村干部也感到委屈。袁化武说，“我们有时候做工作也没办法，镇里给我们下了死任务，就得硬着头皮去做。”

　　也许，更上一级的政府也会感到委屈。不委屈的，似乎是进行“锦标赛”的行政体制。而农民的意愿、权益得不到尊重，始终是一个阴影。一个那么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阴影。

　　（文中人名、地名采用了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