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正月十一了，北京的交通依然畅通。

　　17：30，我从建外SOHO东区某35楼的写字间看东三环，车流如织，这个时间段搁平时非堵车不可。有出租司机说：那些外地人还没回来呢！听一些留在北京过年的朋友说，尽管除夕夜的北京城状如海湾战争期间的巴格达，但一个仅靠声光陆离渲染而鲜见人气充填的城市是可怕的，北京似乎空了3/4。

　　夸张。但北京还没有从春节的氛围中完全苏醒，这是真的。

　　最明显的迹象是建外SOHO这样的中央商务区依然清净，午餐时间，你走进任何一家餐厅都不需要等座，表明还有很多公司并没有把自己的员工从节日的家中如期唤回——往年也是这样吗？回答：也是这样，但今年尤其。

　　为什么今年尤其？

　　最新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告诉你：这种感觉是对的。这本杂志的封面文章是：谁看空中国？资本大鳄索罗斯一方面承认“中国当局比市场反应还机警”，另一方面也毫不讳言他个人对中国的投资保持“非常谨慎”。索罗斯甚至说，如果中国经济能冷却一些，他才可能变得再次乐观。

　　中国新年刚开篇，便有泼凉水的过来，不是中国经济真热，就是泼凉水的人眼热。

　　按照普遍的国人舆情，估计说后者的不在少数。

　　最近几年，应该是中国自信心爆棚的年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9年某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8张椅子簇拥着一把印有五星红旗的椅子——也就在那一年，多位中国高官在公开场合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发出呛声。那年春节期间，奥巴马给中国人点眼药水，执意会晤达赖；几天以后，六大国在纽约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晤，中国就仅派一位驻联合国的参赞与会，且在会上大唱美国的反调，明确表示不支持制裁伊朗，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一种故意的怠慢……

　　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国家陷入深度衰退，但中国却成功保八。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机构投资者宣布与中国资产概念的蜜月期告一段落，类似索罗斯这样的重量级看空者粉墨登场，我担心不仅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反而会在中国民众中间引发逆反，不仅不看空，甚至还做多。

　　（二）西方资本看空中国，索罗斯是大佬，但并不是始作俑者。

　　进入2010年以后，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吉姆·查诺斯在各种场合唱空中国经济，这位曾经在2001年以前准确预言了安然公司假象、做空安然并从中获得巨额收益与声望的资本家，认定中国经济泡沫横生、甚至横飞的依据只有两点：一是房地产，一是信贷。关于这两点，查诺斯的原话是“中国飚涨的房地产市场，是靠投机性资金撑起来的泡沫，相当于1000个以上的迪拜。”、“辨识泡沫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信贷扩张，现在没有比中国信贷泛滥更严重的国家了。”

　　你不能说，查诺斯说的不是事实。去年开春，我曾经密集性地谈过我对中国经济的个人看法，从《刺激》到《钱不值钱了赶紧买房》，再到《小河有水，大河才满》，再到《通涨的脸在今天逐渐狰狞》……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成功的财经评论员，仅仅是一位在经济领域游走多年的记者，较之理性分析，我可能更擅长的是用事实说话。

　　趴在地面观察与在空中俯瞰，应该说看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观。

　　2009年全国“两会“之后，中央4万个亿的救市政策甫一出台，就有观察家忧心忡忡，担心此举会矫枉过正，将导致中国经济过热，尤其是那年3月份中国广义货币M2高达25.5%的增长记录，我当时就据此断言，“政府准备顶着巨大的通胀风险，来个软饭硬吃”——由此可见，查诺斯所说的事实，是一个不仅中国政府预计到了、甚至普通如我这样的记者也能预计到的事实。

　　一个已经被预计到的冲击波，破坏力是有限的。

　　对于查诺斯的看空，《新世纪周刊》的报道其实也提到，有观察家沿袭了“阴谋论”的调调，认为是西方资本在“借题发挥”，揭露说完全有可能是在银行再融资的巨大压力和信贷政策调整下，对冲基金利用价格错位的一次造势行为——考虑到索罗斯之流在上一轮金融风暴中对亚洲资本市场的所作所为，类似揭露未必不是一种真相。

　　我个人认为，起码查诺斯所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城镇化带来的增长潜力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充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三）今年春节我在三峡库区一个叫云阳的小县城里，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儿看见了什么：一是农民进城的速度与力度，超乎想象，起码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一是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最主要载体的中国县城，在被膨化之后凸显的严重的公共供应短缺——我个人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增长潜力不是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充分，而是外界对中国城镇化的增长潜力远没有充分想象。

　　2001年，我第一次到云阳时，那还是一个典型的川东码头。

　　从长江边逶迤而上的台阶据说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依山面江的城市建设和这些台阶一样，只能用古老或者沧桑这类词语来形容。转眼到了2003年，三峡工程一期蓄水发电，云阳老县城被渐次上涨的长江水淹没，而原址上游45公里处一个叫双江的地方，被建设成现在这个簇新的新云阳。

　　2002年，我曾经报道过云阳一位叫陈绍云的农民，举家在苏州从事面粉加工生意，挣钱后仿照苏南农村的民居在老家盖了一栋小楼；11年后的今天，还是这个陈绍云，开着一辆雪佛兰·科帕奇回了云阳；而在去年早些时候，陈绍云更是斥资58万在云阳最好的“滨江豪庭”购置了一套跃层住宅。

　　尽管陈绍云的成功不具普遍性，但类似他这样买车买房的农民，却委实不是偶尔。

　　陈绍云的老家是云阳县的鱼泉镇，今年春节我从鱼泉镇了解到，这个镇的居民中绝大多数和陈绍云一样，在云阳县城购置了房产，他们由镇及县之后空出的位置，被另一些从山里迁出的居民所占据。正月初一，陈绍云的父亲坐着儿子的车回鱼泉祭祖，这位78岁的老人承认，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在自己的老屋过年。

　　陈绍云们的蜂拥进城，使云阳县城的城市病现象加剧凸显。

　　这个新兴的城市热闹、人声鼎沸、富有朝气同时也被陡增的垃圾、生活污水所纠结，子夜时分，疲惫不堪的清洁工人还在处理街边四溢的垃圾，他们大声抱怨人手的严重不足和工作负荷的巨大。公共供应的短缺还表现在居民出行的不便，公交大巴、小公共、出租车甚至包括摩托等组成的交通供应，也缓解不了市民巨大的公交需求。

　　（四）查诺斯所说的“城镇化所带来的增长潜力”被高估，是基于一份《走向未知领域的大跃进》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声称，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城镇化，其拉动经济的潜力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很多村庄本身已经被高度城镇化。报告称中国的城镇化比率被低估了20%，这意味着人们普遍期望的未来即将进入城镇化的3.5亿人口，事实上只有1亿人口。

　　我对这组数据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去年春节，我在浙江台州一个叫桐屿的小镇，那个地方尽管距台州的路桥不到5公里，但仍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乡镇气息和生活习惯，其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厂，拉动该地的繁荣指数直线上升，我采访过的一位当地农民，在桐屿盖了新楼的同时，还在路桥和椒江各买了一套住房，按照其分配设计，桐屿的房子是给父母的，路桥的房子是给自己的，而椒江因为是台州的中心区域，所以在那儿购置的物业是留给儿子的……

　　中国家庭的裂变速度，我认为被低估，同时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很可能已经被严重透支。

　　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经济最柔软的下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