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然而在2012年，从暴雨后的北京内涝，到红绿灯下的城市文明，再到由城乡户籍鸿沟而产生“异地困境”，诸多伴随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城市尴尬”也集中凸现。城市规划怎样兼顾“面子”与“里子”？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从何获得幸福生活？城市中的公序良俗如何构建？初入“城市时代”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转型路上的大考。

　　城市的“面子”和“里子”：如何摆脱建设怪圈？

　　“中国式陋习”成年度热点 城市时代呼唤文明新风

　　城市时代遭幸福困惑 学者吁“公平的城市化”

　　中新网12月27日电(记者 马学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民众对于社会发展给予自己的“城市体验”却存在诸多不满。就医难、交通挤、“逃不走”、“融不进”……这些伴随“进城”而产生的“城市尴尬”正在削减着城里人的幸福感。

　　逃不起融不进 “城漂”遭遇幸福围城

　　两年前，伴随着房价一路飙升，生活压力加大，很多中国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他们原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归宿，然时隔仅一年，一出戏剧性的“逃回北上广”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仅仅两三年，代表着这个社会中高端的白领便经历了逃离与逃回“北上广”的反向人生。回家创业却无过硬“爹妈”资源，“逃不起”的他们迷途知返后，面临的依旧是“融不进”的难题。地下室、城中村、合租房……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继续漂在城市里“蜗居”，成为“蚁族”，抑或境况稍好点，成为“房奴”。

　　其实，在偌大城市里，“融不进”的“城漂”岂止是白领，蓝领、“黑领”、“泥巴领”更是难题重重。据统计，中国目前约2.6亿农民工中，大部分是背井离乡的“城漂”。同过去温饱问题相比，时下的他们面临着更多复杂棘手的现实困境。

　　“随着农民工二代的年龄增长，以前他们对公平的教育资源尤为期待，现在则遭遇‘婚恋饥渴’。”有分析指出，农民工的“融城”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就业需求、生存需求，正在向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恋爱婚姻等复杂的社会问题“转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分析称，由于户籍制度的掣肘，大量的外来人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系列的公共福利的附加，使得一纸户口成了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一道鸿沟。

　　“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这曾是公众对于准生证难办的“吐槽”。相较于异地办证难，令“城漂”更为举步维艰的便是异地就学、就医、购房、购车等难题。今年，“异地高考”的话题就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利益博弈，也让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更强烈。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还不够完善，其根本原因是发展不平衡，社会的空间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矛盾性比较大，这种差距会导致人员流动。另外，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这会导致人员流动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呈现一直停不下来的状态。

　　逃不起、融不进，是中国“城漂”尴尬至极的现实写照，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为其辟出一条“生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终身教授彭凯平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肯定要以改革为突破口。不久前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特别强调，“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城市化过快影响幸福感？ 专家称系不公感作祟

　　“你幸福吗？”2012年的这句流行语引发了国人对于“幸福”内涵的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公众幸福感？

　　2012岁末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分析称，六成公众将幸福的前提默认为“工资上涨”，这当然不是因为物化的年代鼓噪了公众逐利的野心，更多的是对生存的惶惑感。

　　一路飞涨的物价，动辄一平米数万元的房价，连年攀升的房租，高居不下的医疗费用……确实，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国人的生存成本大幅度攀升，然而，居民收入并没有与之同比例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的一项覆盖全国38个城市的25000多份问卷调查显示，近4成受访者对空气质量不满，超8成人感觉堵车，过半数人担忧食品安全，近5成人称需托关系或缴赞助费才能入学……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入学难、就业难、就医难等“大城市病”显现并加剧，与经济压力叠加，正在削减着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2011年末，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城市时代”的大幕已经拉起，但同时也有批评者指出，步伐太快的中国城市化，正在以牺牲居民幸福感为代价。

　　钟君则认为，居民不幸福的板子不能打到城市化的身上，而是应该打到与城市化配套的公共资源的供给配置方式和公平程度上。为什么现在很多国人觉得不幸福，就是不公感在作祟，即“相对剥夺感”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城市化过快导致了人们不幸福，因为任何城市化都会带来一些问题，快与慢，主要还是心理的适应问题。”彭凯平认为，这是因为在此过程中，没有关注到人们的心理和幸福指数的变化，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也不重视。

　　“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城市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试验，谁都没有经验，也没有教科书去参考，这个时候就得靠中国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积极心态。”他说。

　　彭凯平强调，在城市化过程中，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应该重视，而且要靠人民和政府一起努力。

　　幸福社会建设考验执政者 学者强调公平与改革

　　“幸福”，是中国民众孜孜以求的梦想。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执政者的不懈追求。这样的共同语境，并非从今天才开始。近年来，幸福话题频被提及，屡进官方视野，并被列入多地政府的责任清单之中，引各界关注。

　　早在2011年的许多地方两会上，提升居民幸福感就成为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抓手。进入2012年，这一概念进入更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幸福广东、幸福湖北等类似表述正成一种趋势。2011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

　　对此，钟君表示，这股“幸福风”要刹一刹，因为幸福是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并不实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幸福的口号可以提，但不适宜提的太高。他认为唯有“公平的城市化”才能够带来幸福感，其核心是公平，具体要做到“共建”、“共享”、“共富”。

　　其中，“共建”是强调城市市民的主体性，不管是原有城市居民，还是外来人员，都要抱着一种包容心态，共同参与到城市建设当中。“共享”则要求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重要的是，不但要让居民作为一个客体，享受到作为主体的政府给予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在经济上更加富裕，在精神上更加富足，这也就是所谓的“共富”。

　　“公平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即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钟君认为，十八大报告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因为既强调要完善规则公平、机会公平、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是形式公平，同时也强调共同富裕，这就是实质公平。他表示，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提，城市化必须包含这两个层面的公平。

　　如何通过“公平的城市化”来提升城市幸福感，钟君认为，具体而言，就是要搞好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举例说，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幸福指数更高，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搞的好，社会福利好。

　　彭凯平则给出如下建议，一要改革现行城市制度，不该有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之分，要在制度上取消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待遇的问题；二要进行人心改革，大家要认识到都是中国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都是有责任有贡献的公民；三要普及积极心态的教育，要教育大家，不要希望在很短时间内就得到自己想要的所有东西，要有忍耐，要有等待，更要有努力。

　　此外，一定要培养创造力。彭凯平认为，国人创造力如真正发挥出来，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因此，要提倡民主讨论，营造积极建言献策氛围，城市化过程中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靠政府，要靠人民一起探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