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确定了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五项总体要求，即序言中的五个“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文件中的这5句话，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明确了方向。

一号文件公布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对文件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郑风田认为，在这五项内容中，最大的亮点是把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意味着过去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单条腿战略——新农村建设，正式变成了“双轮”驱动，这是我国“三农”政策的重要战略转移。

事实上，从去年12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已可看出一号文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也就是说，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开户籍限制，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及城镇化战略之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提出了双轮驱动战略。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提出城镇化发展制度创新的具体要求，并且强调城乡改革联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可以说，一号文件细化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城镇化的提法。

郑风田分析认为，一号文件主要指出三个方面的思路，其一是发展大方向问题，一个是重点，一个是积极稳妥，即：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小城镇要发展，要加快，但又要避免急躁冒进现象，所以文件讲发展城镇化要积极稳妥地来推进。其二是从软的角度，重点强调解决农民工的户籍、社保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其三是从制度角度，要求通过财税、用工、体制等各项改革，重点解决小城镇的承载力与产业支撑问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新农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对于这个“特有优势”，郑风田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3左右，农民2009年达到年均5000元，而城市居民是16500元，二者差距11500元。我国将近14亿人口，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就是1300多万人口进入城市，将能拉动1500亿元左右的内需；如果提高两个百分点，将拉动内需3000亿元，这还不包括新移民对住房等产业的拉动。按农民工一家四口人，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325万家庭需要房子，假定按90平方米的最低面积，每平方米按2000元的价格（东部发达地区的房价较贵），仅住房就将有5850亿元的消费；如果按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将有11700亿元的住房拉动。消费与住房两项加起来数量惊人，将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巨大。

“双轮车”起动了，城镇化改革要起航了，在我国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呢？陈锡文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但是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号文件也有了明确表述。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介绍，“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后出生的一批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占到60%，大约1亿人。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我们又总体上或者在很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郑风田也分析了城镇化战略存在的问题，比如发达地区是否愿意接纳新移民，跨省区的农民工户籍制度如何解决，如何避免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房价不被炒成泡沫，等等。

据悉，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镇化推进要把握住两个重点：一是要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要把它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此外，唐仁建还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一是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包括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二是要加强培训，“阳光工程”尽可能覆盖他们。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强农村新生劳动力的预备制的培训，初中、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升上学，给他们免费培训一定时期，作为劳动大军的储备。另外，要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这将涉及到440万人。

陈锡文表示，把握两个重点会使得今后的城镇化，对全国各类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带来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