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期间，小时工的费用为每小时14元，两小时起价。”1月14日，记者致电北京通州某家政公司，工作人员高先生称，“以往为每小时10元，提价是因为我公司大部分外地工春节返乡还未归来。”

 “涨价的部分全部归工人，我们还要提薪才能留住工人。如果你需要，请提前预订。” 高先生说。

  不仅是家政服务，记者在通州某小区周边还看到，一些饭店、理发店、百货店等在节后这几日都贴上了招工启事，还有一些店面仍挂着“歇业”。

 记者登录一些网站看到，往日比较热闹的家政、维修服务等个人信息发布平台现在也格外冷清。在某个人跳蚤网站，一个春节期间找保姆的帖子发了几次，仍没有结果。

 北京市某职介服务中心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每年春节期间，外来人员求职找工作的比平时要少得多，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工回家过春节还没有回城。“但是，要不了多久，农民工很快又会返回城市。从这几天来看，求职人数就在明显增多。”她说。

 人们把农民工春节前回家、春节后找工作这一年一度的来回形象地比作候鸟迁徙。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外出人数超过 1.3 亿，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大规模迁徙弊端多   

 如此人数众多的来回迁徙式就业，首先带来的是交通部门的不堪重负。

1989 年，伴随着民工潮，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春运”字眼。从此，一年一度的候鸟式大迁徙不断轮回。尽管19年来交通运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春运仍是一票难求。今年的雪灾更让春运“雪上加霜”，数以百万计的乘客滞留车站、路上。春节过后，大量民工返城，交通运输压力依然未减。

 据铁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1月25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514.9万人，同比增长4.7%，创春运有史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新纪录。

 除了加大交通运输的压力，大量民工回家过年，也让一些城市在节后频现“民工荒”。

 2004年春节以来，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民工200万人，一些工厂和企业一时招不到合适的民工，特别是具有一定专长的民工。在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出现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民工短缺”现象。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从地区分布看，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珠三角”缺工最严重，缺工比率约10％。浙江温州等地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中国劳动学会研究员牟达泉在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称，农民工季节性潮水般地流动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带来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流动费用和管理成本太高；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增加，影响城市社会治安；加剧城市住房紧张，形成脏、乱、差的“棚户区”；劳动纠纷增多等等。

 民工就业缘何“候鸟式”

 已经生活多年，为何城里留不下？

  河南的黄先生上世纪90年代来到北京，从建筑工人一步一步走到自己单独承包工程，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2000年以来，他先后在北京购买了住房，还买了一辆轿车。但是每年春节，却铁定要回家。

 他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孩子以前都在北京上民工子弟小学，后来因为上不了初中，只得转回老家上。“平时只是和他们通通电话，一到过节很想孩子，孩子也想爸妈。” 黄先生说，“还有，虽然我买了房，却年年要办暂住证，因此总感觉到不可能在北京生活长久。”

  此外，因待遇过低而辞职返乡的农民工也并不在少数。据统计，“珠三角”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68元，而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却明显上升。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缺乏教育培训，使农民工不能达到技术岗位的需求，只能不断流动。”牟达泉研究员告诉记者。

改变仍需各方努力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来回迁徙，成了每年春运的主力军，也耗费了大量社会成本。这种就业方式能否改变？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时间，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牟达泉研究员指出，比如政府进一步加强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合作，建立劳动力组织、培训、维权等相统一的系统，以减少农民工流动的自发性与无序性。

 “另外，对于企业来讲，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断调整和改善劳动关系：一方面对民工进行知识、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另一方面一视同仁地改善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让民工能留下来，想留下来。”牟研究员说。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毅认为，改变民工候鸟式就业，去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会有所作为。但在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仍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国家应该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些都是缓兵之计，改变农民工“候鸟”式就业，城市化才是根本途径，因为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转变成一元经济，“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城市职工，农民才能成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