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正、不公平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毒瘤，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海内外人们已经对中国社会有很多的判断，例如“断裂”、“解体”或者“崩溃”。社会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秩序。

　　那么，一个基本社会秩序需要怎样的社会公平或者经济基础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处于不能温饱的状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互相冲突。但一旦到了温饱以上的水平，经济公平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法家强调“养民”，而儒家则强调社会公平。法家相信“仓廪实而知廉耻”，就是说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这个秩序所需要得道德基础。而儒家则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均，就是经济公平的缺失。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法家和儒家的看法都有偏颇，把两者结合起来更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法家强调经济发展，这是对的。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那么社会就很难成其为社会。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在极度贫穷下，就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良好的社会道德了。但是仅仅有经济发展也不行。经济发展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如果造成了极度的社会不公平，那么也同样会出现社会秩序问题。这里，儒家是对的，没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就不能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已经在短短的三十来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国家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已经并且正在导致无穷的社会不正义、不公平。

　　中国收入差异在扩大

　　第一是社会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高度分化。中国的改革开始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为社会成员和地方提供积极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策略应当说非常符合人性，它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动机来追求财富。问题在于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和地区也跟着富裕起来。应当说，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收入差异过大，社会成员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满意。相反，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根源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中国今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差异最大的国家。尽管有关部门考虑到社会稳定等原因而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布衡量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但人们都不会否认巨大的收入差异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并且这种差异还在继续加速扩大。

　　第二，中国社会阶层开始从开放向固化转型，就是说从改革早期阶段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状态转型到封闭状态，或者从包容性发展转型到排他性发展。为什么先富者越来越富，其他人要不富裕不起来，要不趋于贫穷？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人们用很多语言来形容这一情况，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上的“出身论”开始发生作用，就是说，“官”和“富”都可以继承和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不正常，其他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一现象，但如果“官”与“富”这两个领域都被各自的阶层所垄断，不再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就会出现“世袭”性质，体制就会出现封闭性。实际上，从社会阶层流动性来说，中国已经出现“城堡”现象，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为官者，为富者，住在“城堡”之内，而无权无势者则住在“城堡”之外。“城堡”内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城墙林立。无论是社会道德的衰落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都和林立于社会群体间的城墙有很大的关联。

　　第三是缺少保护社会的机制或者保护社会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在任何社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社会。保护社会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保障其不致于饿死、病死和冻死的最低水平的同时，给与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而在于政府没有保护好那部分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分蛋糕方式极其重要

　　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社会变得公平、公正一些呢？除了继续改革，别无它路。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很多年来，围绕着社会公平，各方面的改革也在进行，但问题是越改革，社会越不公正。

　　一般上，大多数人都会关注二次分配，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达到基本社会公平。这也就是这些年来为什么公共服务成为二次分配焦点的原因。这种思路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前没有分好蛋糕，只要把蛋糕分好了，社会就公平了。从各国实践来看，这种简单思路尽管对民众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达成社会公平公正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要在一次分配上进行，而二次分配也就是分蛋糕只是一个补充。并且，分蛋糕的方式也极其重要。

　　一次分配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进行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在中国，要在经济结构上改善收入分配，主要是要达成如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在任何国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凡是中小型企企业发达的社会，社会就比较公平；而凡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发展的社会，社会高度分化。

　　在一次分配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而也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民营和中小型企业受到国有企业的各种挤压，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是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还是过低。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自其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占GDP份额过低表明，在分蛋糕时，资方（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分到了过分的份额，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过低。巨大的收入差异也因此很容易理解。第三，国有企业的封闭性。民营企业必须竞争人才，没有人才，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国有企业则不然，往往依赖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资源和财富，也很容易形成“城堡”，不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国企内的职位没有通过市场而分配，而是演变成为内部分配或者通过权力关系而分配。考虑到国有企业往往不是财富创造机制，而更多的是财富转移机制，那么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是如何加剧社会不公平公正的。

　　农村的土地问题也属于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差异可以说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无论从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土地是农民脱离贫穷，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第三次土地改革。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集体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掌权者个人、资本等等，一方面维护着“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一直在瓜分着这块“唐僧肉”。唯独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则拿不到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很多社会尤其是台湾的经验表明，土地改革是农村穷人转变成为中产阶层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实际上，在中国，土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更是政权的基础问题。很显然，因为土地引出的社会冲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名校农村背景学生越来越少

　　在解决了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才有意义。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都属于二次收入分配。不过，也不能简单地把二次分配理解成为分蛋糕。在任何社会，这些社会政策的确立是消费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社会建设是关键，而社会政策又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

　　社会政策对社会公平的意义很明显。例如教育。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封闭性。在名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是他们的学业优秀，也往往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权阶层。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城堡”内部的公共服务产生着无穷的弊端。第一，这些特权使得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改革动机。中国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进展后者越改革越有问题，主要是改革者（也就是政府官员）已经有了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与一般老百姓所要求的公共服务毫无关联。第二，这个“小社会”的内部交易有效地制约着经济发展，因为内部交易不产生GDP，或者其所产生的GDP远远小于市场价格。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小社会”一直在大量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本来应当让全民共享的资源。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不取消掉这个“小社会”，不管如何强调公共服务，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不公平感。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对普通人来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有钱人，他们所拥有的一些都缺少合法性。中外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是革命最强有力驱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执政党需要把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到最高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