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研究报告称，中国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50%，从2000年至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由36.2%提高至51.3%。对于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国内舆论一般都持正面看法，不少官方学者认为，一方面需要提高城市化率，另一方面需要改进“不完全城市化”，让大量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011年的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但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远低于美国在5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可见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还需大大加强。

　　毫无疑问，中国的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城市化率也将继续提高。不过，在看到城市化带来经济增长、促进投资、推动服务业发展、扩大内需等好处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城市率突破50%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化率50%往往是一条值得关注的社会动荡的警戒线。

　　有这么可怕吗?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表示，我们说城市化率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这当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但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已有不少的案例。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发生政变，军政府当道的时期，城市化率也是50%。北非的动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虽然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率高于50%，但这些国家和城市问题的积累期，恰恰也是城市化率50%以后。因此，对于城市化率50%这一条社会动荡危险的警戒线，在城市化路上行进的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为什么安邦提出50%的城市化率是一条社会动荡危险的警戒线呢?在安邦研究团队的内部讨论中，陈功指出，这个问题是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结合中国国内的情况简单加以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城市可资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拆迁成本高涨，但城市化刹车不易，因此土地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会特别剧烈。当年伊朗和土耳其都曾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警察和推土机，引发社会族群的剧烈对抗，积累了仇恨，导致社会不稳。

　　安邦并非认为中国不应该推动城市化，但我们要警告的是，中国并没有为城市化率达到50%而做好准备。

　　第二，产业形态发生改变。由于城市化率的上升，生产和服务的综合成本迅速上升，很多产业不能够适应这种成本的上升，因而企业破产和关闭的情况将不断发生，导致产业结构和形态发生改变。

　　第三，生活成本急涨。城市化虽然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但城市化也会造成生活成本上升，而且这种趋势通常是不可抑制的，除非城市化率逐渐稳定下来。

　　第四，城市与乡村的有机关系可能被切断。很多情况下，城市是作为乡村的现金来源而存在的，乡村生活依赖于来自于城市的现金支持，但如果城市生活成本高涨之后，很多人无法在城市生存下去，乡村的这一现金来源可能被切断。

　　第五，城市二代人口融入社会困难。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进入陌生的城市，其中的第二代人口已经为城市居民，但其是否可以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是否可以顺利的找到适宜的工作，是否可以为城市所接受，这些都是问题。

　　数年之前，在法国发生的年轻人烧车运动现在依旧令人记忆犹新，这些年轻的法国人都是第二代人口，他们并非是移民，更不是非法移民。他们在对抗警察的时候，手中都高举着法国身份证。他们是因为无法融入社会，而集聚了越来越大的怒火，集聚的怒火总需要找机会发泄，对于社会来说这就是危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作为中国国内的独立智库，安邦并非认为中国不应该推动城市化，但我们要警告的是，中国并没有为城市化率达到50%而做好准备。现在众多地方政府依然认为，城市化就是房地产，搞的越大越好。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因此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这些盲目的认识如果得不到纠正，中国社会将有很大机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