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段时间，在中国只要提到“资本”两个字就会让人谈虎色变。随着国家日益开放，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资本的认识也愈发不同。近日，经济学家曹尔阶先生出版了《资本是个好东西》一书，系统讲述了资本到底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在曹尔阶80多年的风雨人生中，有60多年同投资打交道的经历。见证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调研、论证、审批，参与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曹尔阶先生。

关键是要驾驭资本启动消费

    《经济参考报》：您在《资本是个好东西》里谈到，城市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国今后的城市化必然会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经济增长率将达7%到8%左右。那么，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经济形势？

    曹尔阶：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不仅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导致外需爆冷，出口萎缩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内生的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缺少了另外两驾马车———投资跟消费。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国富民不富。按照统计局的数字，中国人均GDP为5432美元，位列世界第89位。这说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还比较少。2009年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为2.3亿，只占城市人口的37%，还不到全国人口的20%。中国尚未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富裕社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橄榄形结构，离这个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这也就造成了消费不足。

    人们常说国内消费是一个慢变量，能立竿见影的是投资。1998年搞了国债工程，当时，几年之内，国债工程投了9000亿。2008年又搞了4万亿投资。现在经济遇到困难，各个省又开始讲投资，积极性很高，但是现在不需要再来几万亿。如果继续投资于那些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和那些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即使投了也不会起作用，还会造成大量浪费。

    中国现在不缺资本。我们拥有世界最大的银行，最现代化的银行信贷机制和能够从资本上开发资本的机制。关键是要驾驭资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踏踏实实地启动消费。

    认为我国投资率过高是杞人忧天

    《经济参考报》：您刚才也提到投资问题。2006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连续超过50%，2009—2010年更是超过67%。有人忧心忡忡指出，发达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二八开，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三七开，所以我国是投资过度，消费偏低。对此，您有何看法？

    曹尔阶：仅作简单对比，就判断为投资过度，总是认为我国投资率过高，天天担心天塌下来，其实是杞人忧天。这几年中国的高投资率，除了要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这一条之外，还有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这个特殊因素。但是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是，中国60多年的建设中，在二元经济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下，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超前创造的大量供给，由于城市化滞后，创造不了那么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不少人责难中国的高投资，特别是近五年超过50%，两年超过67%，的确难以为继。问题是，怎么启动消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走出投资率过高？真正靠现时中国农民和农民工这点收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振兴消费，那是空话，不能当饭吃。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消费滞后的症结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造成国富民不富，进而导致消费滞后的原因是什么？

    曹尔阶：消费之所以上不来，除了我前面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外，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也是重要原因。如今，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按照这个收入水平，一般来讲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的转型，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我们的城市化率名义已经达到51%，这其中也包括了两亿多农民工。但事实上，这些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没有城市户籍，不能自由转让农村的土地，落户为城里人。目前，我国大概只有4.5亿左右人口是真正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人口，所以真正的城市化率大概只有34%。正是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跟现实水平的冲突，造成了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不能真正成为的消费大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怎样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到依赖消费，根本问题是把所有的消费能力全面调动起来，变现在的半城市化为真正的城市化，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现实的消费能力、支付能力，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13亿人口的消费大国。

    当务之急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在土地和人口上的双重扩张，这就必须通过加快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住宅社区、公共设施、医疗服务、交易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投资，以便把农村多余的几亿劳动力迁入城镇转向非农业经济，并引导和满足他们在就业和居住方面的消费需求。一句话，还是只能靠投资于城市化来培养未来的消费能力。

    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土地资本化是新的增长点

    《经济参考报》：按照您的分析，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性问题。那么，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曹尔阶：中国是后发国家，还有很大增长潜力。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经济增长点：其一是城市化。把城市化率从现在的51.27%扩大到2020年的55-60%左右。政府规划未来十年城市占用耕地总规模2300万亩。有人按85%的城市化率计算，可以转换出大约6000万亩宅基地，至少还要再创造出3亿的就业岗位。这里孕育着中国未来的消费能力。

    其二是农民工市民化。关键是一要对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在居住房屋、医疗、就业和子女教育方面城市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如果把4万亿投资换成4万亿补贴，市民化的农民工将会构成10倍、100倍的消费能力，成为消化过剩的产能、拉动中国未来消费的主力。二是农村土地资本化。要允许农民对土地有自由出让和开发的权利，让他们套现进城定居。城市要像当初允许包产到户一样，放开对小产权房的禁令，允许郊区农民开发的小产权房可以自由出租和转让。现在政府在补贴决策上总是下不了决心，但时间不等人，青壮年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即将到头，错过了时机，将后悔莫及！

    第三个经济增长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传统农区的村庄破败，耕地撂荒和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频发。因此，土地的资本化是转变的关键。必须把农民从旧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农村多余劳动力和人口转移出去，才能使千百年的小农经济脱胎换骨，变成从事现代化规模经营大农业的精锐强壮、能够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的专业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