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忙不迭地提出要求，或者满怀信心地开出处方，让联邦政府拨款，投入巨额资金改善住宅，或者兴办“模范城市计划”，相信这些就是消除群体暴乱和示威游行的有效方剂，这样就能够制止青少年犯罪、成年人犯罪……实际上，他们都没有仔细观察和思考以下的证据：比如说，假如青少年犯罪问题主要是贫穷现象和社会异化所造成的，那么，为什么在宽敞、舒适的富裕白人郊区住宅区里，同样也会爆发这种问题？这类地区的共同特色显然不是那种糟糕的物质环境。所以，若想邀请立法委员们或者规划师们立即采取措施，治疗纠正这些问题，恢复社会秩序……除了江湖医生的骗术，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应该仔细注意思考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有我们的整个政治体制。美国富裕社会的招牌形象，整天都在取笑着、折磨着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由于他们享受不到那份应该得的富裕生活。但是，现实社会本身却又让富裕群体中的青年人胆战心惊，他们脑满肠肥、百无聊赖、娇纵溺爱、不劳而获，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的骄奢淫逸生活，徒令他们产生乏味和厌倦之感。

    已经爆发的这些事情，都只不过是总体大爆发和集体熔岩流中一些局部表现而已。这些总体大爆发等现象，都非常突出表明，过去这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凶暴的时代。这期间，有成批的毁灭暴行和无情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些恶果让历史上那些最凶暴的征服者和野蛮毁灭战争都相形见绌，包括亚述人、塔塔尔人和阿兹台克人毁灭其他民族的所作所为。所以，如今我们城市社会文明中所发生的事情，假如不以这些更大范围的惨无人道的破坏历史作为参照物，是无法理解的，更是无法控制的。维多利亚时代有些学者曾经非常乐观地把工业文明解释为人类和平和丰腴社会的可靠保障；如今，这些曾经的进步技术，却因服务于否定一切宗教和道德价值的虚无主义主张和种种侵略活动，而日益腐败，逐渐丧失了早先的进步作用。工业文明一些最为重要的成就，包括核弹、计算机、雷达、火箭、超音速飞机，等等，无一不是战争手段的副产品。现代社会的传媒手段和大众教育机构都已经非常发达，几乎已经无处不在。但是，向听众灌输暴力，几乎成了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可见，若是我们仍然相信在致命的有害细胞仍在整个机体血液中流动的时候，就能够治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器官——城市——自身的疾病，这无非显露我们缺乏最基本的生理学常识。

    如今，至少有一件事情让大家都认识清楚了，这就是：无论是以往对于城市各种弊病的诊断结论，或者是针对这些诊断开出的积极治疗促进城市健康的方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不合格的。所以，尽管我曾经支持过的一些建设性的规划方案至今仍然是有用的，有生命力的；而且，实施这些方案，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虽然如此，假如把这些办法当作消除城市未来团伙滋事，“组群暴乱”，或希望靠这些办法来制止黑人、波多黎各人的骚乱，那就太糊涂了。整个情势还有其另外一个层面，值得考虑……

    ……有一种意见认为，继续投入大量财力，继续进行公共住宅、城市更新等等行之有效的建设项目，就能够打开新局面、新开端。实际上，这样做只能培养出新的幻想。这样做，就类似给晚期的慢性病人服用大剂量的盘尼西林，虽然早些时候通过食物疗法和外科手术，这个病人是完全能够治愈的。如今，奇迹般的快速痊愈已经完全无望，相反，唯一可能指望发生的奇迹，就是要有足够多的人都能认识到，当今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该彻底维修、保养了，包括所谓“超大型都市带的技术”（the technology of Megalopolis），以及那个范围和程度都空前拓展的经济所支撑的所谓富裕社会的主导思想，统统都该彻底检查、修理了。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无法在这里继续讲述，即使是简短概略讲述也不可能。当代许多思想家，包括斯宾格勒、汤因比、施韦策等人，对当今人类严重局面都开始提出了诊断意见，我本人也曾对这个题目，在自己一系列著作当中发表过广泛的见解，包括最近出版的《城市发展史》和《机器的神话》。今天这一评论即将终结的时候，我谨提出一些十分困难而又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家直至今日都还不愿意正视。这里所说的大家，既包括了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族群，也包括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社会多数群体。前者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劣势地位，有理由愤慨，有理由不耐烦；后者则盲目乐观，鼠目寸光。

    为了对美国当今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当中，只有一种属于有条件可以立即着手纠正的。所以，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些手边有现成办法立即予以解决的问题一一筛选出来。这些现成的办法包括：害虫害鸟控制、改进垃圾收集方法、公共交通降价、新建学校和医院、新建诊疗所；其次，则是那些需要采用新的观点和视角、新的组织机构、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而这些措施的完全实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紧迫问题，宜尽早采取行动；最后，则是一些要求重新定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涉及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其影响之深远程度，不亚于从中世纪宗教精神思想转变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的思维方式。终究，前面两项任务的成功解决，最终则必然取决于后面这一重大问题的成功转变。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指望一种由科学思想指导的技术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人类社会令人恼恨的问题当中，许多正是由这种构造极其精致的非人性化的技术本身制造出来的，包括大量无技术能力人们的事业问题。

    接下来，让我首先来谈谈这最为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尽管目标很遥远，出发却应该立即开始。笼统来说，这一基本问题的内容，实质上，就是如何控制权力、一味追求数量、自动化的生产和消费、无目标的活力和积极性。这一问题在当今变的特别尖锐了，因为先进社会可以支配的能源总量，已被科学技术极大地放大了。尤其是，这个问题的困难程度加剧了；原因在于，人类过度地把单纯知识积累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南，注重所谓科学知识，结果导致原有道德、政治、社会控制手段都接二连三地崩溃了，并且把系统的规则纪律和社会秩序，都转化成了总体国家的组织形式（corporate organizations）。如今，要想让这些组织手段和制度资源重新服务于人类的最高目的，我们就不得不将其重新置于人类崇高价值的指导之下。

    但是，在任何社会当中，一旦道德制约和个人禁忌的传统体系瓦解掉了，正像整个西方社会在过去五十年当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那么，个人与全体为敌的战争状态，也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了。托马斯·霍布斯不就曾经很不恰当地把这种战争状态描述成原始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的吗？实际上，这样一种可能的局面已经在当今人类社会中变成非常明显的现实了。而且，很不幸，霍布斯曾经希望，人类社当中能够找到，并依赖一种组织制度，能够消除这种自相残杀的血斗。而如今却恰恰是这个组织制度，变成了轻蔑和藐视法律、破坏秩序的主要罪犯，它正在千方百计扩大社会暴力的领域，并且放大社会破坏的进程以及种族灭绝的各种可能性。实际上，警察就是最主要的罪犯；而且，他们的榜样示范作用，能够在全社会飞快传播开来。

    当今美国城市面临的种种严重问题——比如白人当政还是黑人当政之争等等——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以往三百年历史进程当中已经都预先设伏下的，在充满了各种征服、奴役制度、殖民化、剥削制度、种族灭绝罪恶的这三百年当中，曾经反复预示过这些问题的总爆发。如今联合国组织在种族主义和博爱精神之间、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谋求实现某种平衡的各种努力，却遭遇到许多困难；而这种种困难，没有一个不是该从最小邻里居住区入手，扎扎实实去谋求最终解决的！

    如今，各种恶势力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威胁着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很快地、很轻易地把这些恶势力都置于人类控制之下。但是，若要控制这些邪恶势力，人类就不得不实行一些健康有益的戒律、约束、审慎；就此而言，每一个健全的、有责任心的人，都有义务从自身个人的生活开始做起，共同担当起这一重大使命。只有那些不再尊敬自主精神的人，只有那些不再相信应该而且可以掌握自己的人，才会与文明接替的汹涌恶浪“同流合污”，或者，消极到只能通过“弃权”来表达他们心灰意冷的不用意见。

    至于说当今城市社会面临的现实局面和问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采取最勇敢的措施；而要这样做则首先应该认识到，必须克服民众的巨大习惯力量和惰性：确实啊，新的措施和做法，必须坚决反对当代文明当中的种种支配势力，甚至也包括科学和技术中的种种势力；这些势力，一旦等我们能够脱离开这个暴力时代的错误倾向之时，是完全能够为人类幸福做出可嘉贡献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首要的职责却是，首先看到社会衰落、溃败的种种病理表现，从而不要与社会解体的趋向和势力继续合作了。假如古代罗马人懂得这个教训，假如他们，在自己那三百年罗马和平时期，吹嘘自己不可战胜的权力和富裕的时刻认识到这种教训，他们本来可以不那么快就丧失掉统治权的。

    不幸啊，甚至连一些本来可以迅速解决的城市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解决问题的高昂代价——如今却都无法顺利解决，徒让一些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良好愿望和信仰落空了。讨论城市社会解体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考虑如何消除社群分割，如何废除种族隔离现象。如今大量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移民到（纽约城的）北部社区来了，这就让一度曾经十分松散的少数民族群体，进入到密集的大都市中心飞地（enclaves）地区成为密集群体。这种情势假如继续延续下去，他们就很可能发展成都市内不幸的无产阶级多数族群。而却没有一处开放住宅或者公立学校校车会对他们敞开大门，这样他们也就无可逃遁地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陷入到纯粹因为自身人口数量少而形成的自我孤立族群状态。可以设想实施一些都市更新计划，来改进这些种族和文化特殊的群体生存状态。但是，在考虑任何计划之前，我们则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尤其该由少数民族自己来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愿意从目前居住的邻里地区迁移出去？是否甘于接受游离散布在范围广阔的地区内，与其他组群混合居住，因而失掉自己民族当前一些文化认同，以及族群的凝聚团结状态？

    假如他们选择维持在原地不动，而且保持组群数量规模，他们就得接受持续的孤立状态；而且，不仅仅是文化孤立状态，还有环境拥挤。而且连带着还有：娱乐空间不足，医疗和卫生设施和服务紧缺，等等。但是，假如他们选择迁移到很远地方去，以便能够享受良好的住宅和就业环境，包括工业或者农业工作机会，以及稳定可靠的邻里设施，那么，他们就得变成当地新城镇社会，或者郊区，或新开发的农业社区的组成部分。那样的话，他们或许需要一个世代的时间才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无论他们作为本地公民的合法身份和地位能够多么顺利、迅速和可靠地获得。

    而这样的决策，由谁来做呢？本地市政厅或者权威机构无法做出这种决定，华盛顿则更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决定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做出来，如今，经过了那么多试验性城镇规划和住宅计划之后，这样选择已经完全成熟可行了，选择的道路已经充分打通。然而，假如不把这种选择途径也吸收进去，成为方案本身的一部分，就绝对拟定不出明智的城市更新方案来。如今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如果大都市的移民进程，以及大都市人口的增值率，都继续保持在以往这些年的水平上，就将不再可能有任何补救办法来组织、遣散、重新安置都市人口，使之进入到较小城镇里去了。无论对地区而言，或是就全美国而言。幸好，我们还有个很理性的计划可以重建居住区、重新安置人口……这一方案仍是个可行的选择。而且，如今比以往更加可行，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年当中，又有许多工业和商业部门，如天女散花搬地迁移到郊区了，远远离开了大都市区。
 
    可是，在这些计划的后面，至今仍然有各种潜藏的人文因素，非常细微、精巧、柔弱，非常不确定，使得人们难以迅速作出决策。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如今获得了知识界和实业界中一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黑人悄悄的支持。但是，这一政策却会让拒绝迁移出去大都市贫民窟人口陷入缺少领导层的真空状态；结果会让这类地区的社会状况更加不如从前。除此之外，遣散人口还会造成亚文化的破坏，以往哈勒姆，以及纽约大都市其他类似的文化活动中心，已经发育出了各种脍炙人口的亚文化活动内容。如今这些亚文化活动，通过音乐、舞蹈、戏剧等等表现形式，已经成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民族个性和自尊的重要源泉之一了。当然，当这些相关人口从纽约下东区资源迁出之后，这些一度十分繁荣的、以犹太人适用的国际用语为基础的意第绪语言亚文化（Yiddish subculture），自然也就会渐渐消失掉。至今犹有一支黑人少数族群异常活跃——其人数之多少，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就坚持抵制这种文化同化政策。但是，两种做法之中无论哪种，都还不甚分明或者过于简单。因此，都应该保持开放心态，听取不同意见。

    可是，假如对当今少数民族居住的贫民窟和城市衰败地区进行改造和恢复性建设，使之继续容纳拥挤的人口，无论其形式是政府喜欢的高层单元楼房，还是拥挤地段的密集低矮住房，这都无异于继续建造超级贫民窟；那将是一些缺乏良好居住条件的住宅，缺少阳光，缺少新鲜空气和露天环境，更缺少优雅的视觉享受；而这些因素恰恰正是简·雅各布斯所津津乐道的。这种住宅区里，主要的游戏场所仍然是街道，虽然现如今那些街道已经十分拥挤，满是危险的车辆来往穿梭。在每英亩土地面积上按居住300—400人的指标设计而成的住宅区内，无论是煎锅还是炉火，都不再有令人向往的生活意味，更不用说可怕的人口规模。这些都将不再有益于人体健康或者邻里合作，也不利于养育儿童。但是，贫民窟里的居住者们，面对被赶出家园的强制手段，往往愤慨地反对强制搬迁，非常不愿意迁回到违反人性的高层单元楼房里去，这样的反抗情绪和冲突如今就不经常爆发出来。因此，假如谁还要继续建造这样的楼房，那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任何完备的邻里住宅建设项目，其质量的核心要素，首先就应该是保障安全、健康、教育，以及保证成人年对幼年的养育和保护的环境要求。而一切高层住宅楼房建设项目，除了健康和卫生条件之外，高层楼房因其规模，以及设计中未考虑不同居住者的不同要求，因而都非常不和适合青年人的使用和居住；甚至，它简直是个敌视青年人的环境，原因是，几乎没有给小孩子提供任何游戏空间或者从事自己自由活动的安全有益的空间环境，或许，除了组织化的运动场比赛活动是个例外。在这种居住区内，即使是爆发一些最不值一提的犯罪活动，或者少人年常有的一些荒唐无理的调皮捣蛋行为，也会立即被贴上青少年犯罪的标签。青少年在这种环境里，要时刻谨慎小心，简直动辄得咎。因此，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居然一度向我承认，他自己就感觉到，他的青少年时代简直仿佛是在旧金山地区教养院里度过的。

    由于缺乏成年人的监护，缺乏家长正常的调教，青少年对于成人年的反叛情绪又找不到适当的发泄渠道，于是现在出现了更糟糕的情况：新近爆发的城市暴乱中一个非常不吉祥的现象和特点，就是出现了大批儿童，成群结队沿街闲逛，玻璃瓶子和石块当武器，公然挑衅警察，藐视、谩骂、挑衅、打斗，不一而足；就在警察眼皮底下公然砸碎玻璃窗，抢劫商店。不过，这些现象，只不过是二十多年前那些激烈行为的强化版本而已；当时，砸玻璃窗、动刀子、杀人、纵火，就已经成为“城市街道青年的精神”的典型表现了。

    ……青少年犯罪现象，已经不是居住在贫困住宅区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族群独有的行为。如今已经扩散到郊区的白人群体，那里的中产阶级，甚至包括上层阶级里，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但是，两者都反映出一些潜在情况：试想，一大伙青年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精神贫乏，迷茫失落……还有，这些状况反映出其后面掩藏着的家长指导完全缺位，以及社区教育的严重瘫痪。我们发现，在这两种族群当中，在比较年轻的成年人群体里，乱交和性乱行为，身为家长而不负责任的现象非常普遍，已经开始威胁、破坏到一切稳定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根据最近的调查统计，大都市的黑人社区当中，有一半儿童竟然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这样，这些孩子不仅丧失了男性家长的监护权益和榜样示范教育，而且，他们自身对于个人贞洁的意识，以及个人身份意识，同样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家庭解体这一悲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住宅条件恶化。但是，不幸，这一问题，却随着立法工作中一个人性化的进步措施而加剧了、恶化了，而且是有意识而为之：新立法条款规定对独自负担孩子养育的母亲一方，提供福利救济。这样，假如这个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那么，这一条法律就变成了对于不负责任性交行为的一种补偿。而且，还会助长长期的怠惰行为。有一个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女孩子，对她进行的一项调查当中，当调查员问她，长大了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她回答说，想去画画儿（I want to draw）。调查发现，这孩子想要画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图画，而是，想画一张福利支票（welfarecheck），因为他妈妈的福利支票就是这样画出来的。这个故事显露出，这种本意在于援助母亲的补救方法，却产生了一个违反孩子到的成长的不良社会效果。

    很显然，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群体当中的高失业率，以及贫困群体中的低工资水平和贫困状况——包括有色人种，也包括白人贫困群体——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婚姻家庭的稳定，甚至于挫伤稳定婚姻；而且，可能还会挫伤男性家长的家庭情感。可是，假如认为纯粹依靠政府提供更多的住宅房租补贴，也就是提供更多的福利支票，或者，改善住宅条件……这样就能够纠正这种状况，那就会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面，这就是当事人方面的积极响应与合作行动。乱交和性乱这种问题，是无法靠法律手段来合法纠正的。但是，一些良好行为，比如稳定的婚姻家庭，家长谨慎负责的态度和做法，却可以正大光明地予以表彰和鼓励；其具体做法，不仅包括常年的工资，还有给负责养家糊口的父亲支付的家庭工资（family wages），法国就是这么做的；美国的做法是仿照社会安全方法来予以补贴，还有附带发放奖金，奖金发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为止。总之，这些做法都是城市更新计划本身所无法包括的。但是，只有把恢复家庭完整结构也作为住宅计划的基本目标之一，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成熟、充分的城市更新计划。

    说起这个问题，假如你能够心平气和地听听新近一份研究报告，香港的这份调查报告就非常切题，很富启发意义。这报告大体上告诉我们：在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具备之后，道德因素就比纯粹物质条件更显的重要了。在那种高度紧张拥挤的大都市里，政府给最低收入群体提供的高层住宅，其密度之高简直是美国任何住宅部门都不敢设想的。这类住宅，充其量也只能说达到了能够防鼠、防火，有卫生设施。原因是，家长和成年孩子都要出去上班，这样，年幼一些的孩子就终日被锁在房子里。从表面上看，这样恶略的条件和处境，一定会加剧当地的居中困难和青少年犯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美国的低收入群体的高层楼房住宅长必然会有的。

    但是，虽然香港市政府部门提供的住宅中，住户家庭生活的环境和条件都远非理想，但是这些缺憾却因两个因素而大大得到补偿，这两个因素却都是美国大都市社区里所没有的。第一个，就是中国人对于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仍然很稳固；尊老爱幼的习俗非常普遍，这个传统维持得很好。家长多在外打工挣钱养家，很有责任心。另一个因素就是，由于贫穷困难，生活压力较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无论老小、长幼，都是负担责任，每个成员都要完成各自的日常工作。因而青年人既不会由于家庭解体而发生道德堕落，也不会由于终日无所事事而懈怠消沉。他们的家长也不会由于做梦发财而想入非非，不会因幻想而感觉贫困生活更加难以接受。即使是香港的血汗工厂里的苦重劳动，也不会看起来比美国的终日无所事事更加催人道德堕落。我们曾经致力于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苦重劳役的折磨；如今，保护他们免受终日无所事事的摧残，已经变得与当年维护童工权益同样重要了。为此目的，无论是保护儿童的童工问题立法条款或是工会有关规章制度，都该从合理立法角度重新思考，彻底修改了。

    你可以对香港报告的这种情况持某种保留态度。不过，这种情况从美国早起的经验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因为，美国都市社会的老一代的移民当中，也曾经长期保持着很类似的情况。他们还大体上遵守着从旧大陆带来的习俗，乡村社会的忠实情感联系还很稳固，家庭成员之间也保持着牢固的亲情纽带，或者服从宗教箴言戒律、礼节仪式的约束。他们秉持这些希望和理想，基于自身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自身的勤勉、自律和自爱。19世纪贫民窟生活的物质条件无疑是很恶劣的，与当今哈勒姆地区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或许比瓦茨地区（Watts），还要更糟糕些。但是，他们有比较强烈的到的意识作为一种抗衡和支撑，这些因素援助他们抵制恶劣的生活条件。可惜，这种道德优势已经随着人类价值观念的总体瓦解而逐步丧失了。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指出一点：无论是兴建公共住宅，消除贫民窟，或是振兴邻里社区这类措施，包括给当今城市更新计划中附加更多人性化内容，这些都不足以充分克服当今城市内部发生的社会失范状态。这些失范状态本身就是病态表现，显露出人类当代文明正发生着范围更广的道德崩坍。所以，虽然说良好的城市规划，恰如纯净水一样，都是人类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却不能治疗人类的疾病，正像不能依靠水来治疗疾病一样。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特点，富裕、遥控、电子按摩……应有尽有，却丧失了许多宝贵价值观念；所以，凡事应该恢复的好东西，当今都市更新计划都应当切实重新予以恢复。而且，应该给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提供的城市改造计划，同样也是社会其余部分也急需实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所谓的黑人问题，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波多黎各人问题，我们面临的只是一种问题：人类的问题。

    说到这个主题，我们真应该充分注意到瑞士精神病理学家荣格博士对于他自己人生经历的观察和分析。他在其自传《记忆、梦想与回忆》（Memories,Dreams and Refletions）中，回忆和叙述了自己当年因源起自己的无意识（unconscious）造成精神失常的一段艰难岁月。作者说，他之所以最终没有完全瓦解崩溃，真要感谢他自己自觉意识到，他还有个家庭要供养，他提醒自己，自己还是个有身份的人，是大家都十分尊敬的专业领域的一个成员，提醒自己是居中在一所不错的房子里，生活在同样熟悉和认得出来的城市之中，他在这儿城市里每天还有必须完成的职责和任务……他就依靠坚守这些确定无疑的信念，最终战胜了自身内心的精神解体的趋势。

    荣格所说的这些内容，也都是维护社会延续和人格完整的极其重要的条件。而如今，这些条件全都在崩溃瓦解，无论是在中心城市或是外围地区；不过，尤其是在最低收入的群体内，这些条件都已经最彻底的崩溃掉了。这一不幸的少数人口的群体，没有正常的职业和工作，更没有从完成工作当中得来的自尊；他们所在的邻里社区和城市，已经经历了而且还在继续经历着突然而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当中，既有好的内容，也有坏的内容。无论什么内容，则都在抹去他们熟知的社会形态，都在消损他们的社会归属感，而他们自己则在如此浩大的消散过程中变的支离破碎。他们发觉自己没有家庭，没有财产，没有职业尊严，也没有靠自己劳动挣来的收入，没有认得出来的家园，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这些陷于孤立的，生不逢时的少数民族群体，去抵挡继之而来内心精神的最终解体。

    当年，荣格最终没有跌入精神崩溃，在分析自己最终靠什么条件得以逃脱这一不幸结局的时候，荣格讲述和总结了历史性古典城市所具有的特殊好处；这些条件都是那些动荡不稳的、缺乏凝聚力的、松散破碎的大都市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在分析这一过程中，荣格博士同事明确指出，当今各种恶势力正在裂解和摧毁人类城市和文明，使之远离人性标准；而上述那些基本前提条件，同样也能用来最终克服这些恶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