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战略被赋予了扩大内需和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这标志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将从工业化带动的被动城市化阶段过渡到主动城市化阶段,主动城市化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城镇化”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赋予了其肩负扩大内需和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告别被动城市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进入到主动城市化的发展新阶段。由此,主动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之所以说,城镇化将推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由“被动城市化”向“主动城市化”方向转变,是因为当下中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到“进口替代”的中后期阶段,其重要特征是重工业化基本上已达到顶峰,国民经济积累率也基本上达到了顶峰,工业化的外延式扩张已达到一个临界点。此时,工业化推动的被动城市化发展动力开始弱化,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由“被动化”转向“主动化”的发展之路。
确实,中国经历了工业化推动下被动城市化的发展历史。过去30年以来,凭借劳动力成本低下、土地成本较低等竞争优势,中国快速承接了全球加工制造业的转移,并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发展影响深远。数据显示,1978年-2008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从17.92%上升到45.68%。特别是自1995年以来,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城镇人口比重从29.04%起步呈年均1.28%的增长态势。
可以说,“主动城市化”是工业化完成外延式扩张之后的必然发展趋势,其基础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主动城市化的试验早已展开。例如,成都和重庆的城乡统筹试验,小港村的农户-公司等农业生产合作模式,以及嘉兴地区以宅基地入市整合农村集体用地等。这一切变化都是由农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也必将进一步带动农村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变革。
笔者认为,主动城市化将对口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型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影响,最终将有助于扩大内需。
从目前来看,实现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型是主动城市化的一个显性目标。在过去10多年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阶段,正式产业工人数量增长已放缓,但农民工数量却增长很快。确实,主动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让这些农民工逐步融入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之中,并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和市民。
从区域结构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60%,但西部地区省份仅为35%左右,部分省份还低于30%。在这一城市化水平和区域结构下,今后城镇化的发展任务就是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并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城市化发展。
一旦人口就业结构发生了升级,必然会带来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最终将实现人民生活模式的转变。但是,无论是工人的构成还是区域人口结构的变化,都依赖于区域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此,从消费结构来看,区域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下的人口收入结构也将发生变化,这将直接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其实,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已经为主动城市化下人口结构及其消费结构的升级奠定了基础。例如,从目前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来看,2020年我国的纵横交通大动脉将达到全球先进水平,制造业产能将能满足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所需要的产品生产、以及正在推进的产业升级也将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另外,城镇化发展对结构调整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这是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往往是相对的,不合理可能是相对于特定需求结构而言的。例如,相对于当下45%的城市化率或收入低下的人口,我们现有的产能的确过剩了。但是,如果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5%,那么近20%的新增城市人口与原有城市人口的消费升级潜力将是巨大的,有可能会消化当下部分不合理的过剩产能。从这个角度分析,“主动城市化”通过推动人口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系统性变迁,将对带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以上分析可见,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之后,中国工业化正进入一个集约化的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将带来人口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的重大变迁,势必会对扩大内需、结构调整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主动城市化”也将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