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品质和水准，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可以说，这一最新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思路，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推进城市化的现实选择，因此，也可认为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有一个较大提高，2008年，城市化率达45%，年均递增接近1%。尽管如此，城市化率还是少于世界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中国要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城市化率就要达到70%~80%。这意味着，从2010年到2050年的40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增长率要以每年0.6%~0.9%的速度增长；也意味着，今后40年，有共约8亿左右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年计，每年达2000万人。

从过去30年的情况看，要实现这一人口转移目标，困难颇大。因为虽然每年的城市化率接近1%，但30年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转移出去的人口，满打满算不会超过4亿。原因就在于，过去30年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

病态之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分道而行”，城市化一直落后于工业化。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对1950~1970年世界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分析，城市化一般超前于工业化。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遵循这一规律，不仅没有超前于工业化，而且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同时也大大落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至少落后于工业化10个以上百分点。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实施的城乡分割体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二者使得工业化变成了城市的工业化，与农村无关，它从以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进程；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镇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13.28 -3.77%]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的变迁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从而导致工业化不能有效带动就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转变，带动城市化的进程。

病态之二，是城市化见物不见人，只是一种空间距离的扩张，而忽略了人的因素和人的重要性。中国的城市化虽然也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需要，但在表现形式上，更多掺杂了政府的意志，是一种政府有意识推动的过程。

每年，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定有城市化率的指标，并将之纳入到干部考核体系中。这虽然在客观上提升了政府对城市化水平重要性的认识，然而，也使得许多地方仅仅把城市化作为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去推进，从而，为满足追求城市化水平这个数字的提高，大铺摊子、不重内涵、盲目无序扩大用地规模，使城市建设中出现很多政绩工程，并造成一些地方“有城无市，有场无市”的“空壳城镇”现象。表现在城市的规模和形式上，就是城市摊大饼似的不断向外扩张，城市化存在蔓延式发展和空间失控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中国各类建设用地在高峰期每年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导致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紧张。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中过多考虑的是城市空间扩张问题，而不是从市场和人的需求出发，因此，也就忽略了人的因素。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也就是说，人不仅仅是作为单个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在城市建立家庭，和现有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过去30年，中国并没有从家庭、社会的角度考虑推进城市化，而仅仅是从城市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角度推进城市化，因此，形成现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农民工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还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只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阻碍农民进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房价。中国现在的城市房价早就脱离了经济基本面，并远远超出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更别说农民和农民工了。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指出，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对农民和农民工来说，2009年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9.44倍和22.08倍，如此高的房价收入比已成为比户籍制度还要难的阻碍农民进入城镇的高门槛，使他们永远也进不了城市，成不了新市民。

概言之，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城市化，可称之为只允许农民进城就业，不允许农民进城定居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城市化的本质，还是把城市化当做城市榨取农村剩余价值的工具。显然，这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也对中国的发展无益。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