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团伙的作案方式其实很简单，先合成好色情照片，再将照片寄给相应“当事人”，并开出10万到50万数额不等的勒索单。一旦对方上钩，还会有后续追加勒索。已查证的104名受害人里，不少人累积被勒索上百万元。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但案发前未予报案，即使在嫌犯被捕交代案情后，仍以各种理由拒绝作证。以至于案件进入到犯罪证据被被害人销毁，被害人又拒作证人的尴尬境地。

　　对于如此有违常理的状况，最为粗浅的判断可能是，做贼心虚。这样的判断与民间的一些官场想象不谋而合。实际上，诈骗团伙在敲诈对象、敲诈手段等方面的选择，便是基于对官场想象的某种“认定”。官场生态是不是果真符合这种想象？或者说，官员屈于敲诈已经间接承认了这种生态？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或否定。

　　一些已经曝光的官员情色丑闻是外界得以勾勒上述官场想象的基础，它说明类似情况确实存在，但其存在范围、程度都未可知，包括本案呈现的观感在内，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全景。

　　有报案国企官员表示，没做过亏心事，但应酬场合逢场作戏的搂搂抱抱是有的，这或许可以补充情色之外的另一层模糊状态。而他的进一步表述里，怕莫须有的“艳照”到处飞，致使自己百口莫辩，失去现有一切，隐含的则是权力竞技的规则和样貌。虽然大部分受害人作出同样的不报案决定，但各自的心态恐怕是不同的。

　　这些受害人，应该没有一个不知道自己深陷敲诈，有权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无论这基于哪一种情况或者哪一个方面的考虑，总的来说，最终目的无不在于维护自己现有的权力。

　　颇为讽刺和矛盾的是，面对舆论、民众的批评，官员的反应往往非常激烈，一般性是振振有词反驳，动辄火冒三丈，甚至不惜跨省追捕以平“不平”，而面对诈骗犯，委屈隐忍、满足不法要求，非同寻常地息事宁人。不过，在权力的概念下，两种看似冲突的情形可以轻松地找到共通点。前者的所有“抵抗”源于权力的道义性受到质疑，后者的所有“屈服”是为了巩固现有权力。判断并作出反应的标准既不是道德的合理性，也不是法律的合法性，而是权力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