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在采访贵阳市有关方面时证实，被媒体曝光且广受诟病的“违章行为登报做检查”的行政处罚令，已经被相关部门叫停。贵阳市客管局承认要求违章的哥登报写检查的做法存在问题。

　　在贵阳，像客管局这样利用手中的行政处罚权勒令违章违规者登报检查或道歉的，不止出租车行业一家。权力单位至少还包括贵阳市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支队、医疗保险中心和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有限公司等部门。

　　如果说出租车拒载、中途甩客、车内吸烟、座套脏乱、不系安全带、不使用计价器运营等绝大多数是的哥（的姐）个人行为的话，那么，统计登记证逾期没年检，劳动监察年审没办理等，处罚多数针对的是企业，老百姓还感觉不到切肤之痛。因此，客管局的叫停具有行政纠错的象征意义。

　　企业或个人在营运中违反了政府颁布的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是必要的，但是所谓“相应”，一是指有法理依据，二是不能违反现行法律和公序良俗。

　　贵阳的做法，批评、教育、罚款等都没有问题，过就过在不论什么情形，一律“登报检查”。特别是对出租车司机个人，不仅错误事实公之于世，而且车牌号码、真名实姓也一应俱全，并需个人承担登报费用600元。如此“破格”处罚，既没有法理依据，其地方法规的有关条款也已经废止，明显属于乱收费、擅越权、错执法，涉嫌政府违法。消息见报后，社会各界非议一片，纷纷指责这是对出租车司机的人格羞辱和经济搜刮，不仅出发点不纯，而且社会效果也不好。

　　社会舆论如此激烈，批评声如此响亮，是贵阳“连夜”叫停登报检查处罚令的外在压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不排除当地主政者“换个思路”的策略。

　　我们注意到，记者采访当事部门时，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坦率地表示，贵州省、贵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有关条例中均没有登报检查这一处罚措施，这一点很明确，之所以这样做，是“上级领导的决定”。（见9月10日《东方早报》）

　　正是由于这样的领导“拍脑袋决策”，导致了政令的随意性和错误导向，以使得此后执行政令时争议四起，经不起挑剔。

　　像贵阳这样的“拍脑袋决策”，在不少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决策既缺乏程序建议，又没经过必要的专业论证，更没有进行民意方面的试探或者征询，可能就是领导的一句话，一闪念，就形成了有强制力的刚性政策。其症结所在已然凸显。问题还没完，由于决策的草率和瑕疵，一遇到执行阻力和批评，类似政令很可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形成“短命效应”。它所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损失了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公共成本，更侵犯了公民权利，降低了政府公信力。而公信力，是最大的公共成本。

　　“短命政令”的浪费，谁来买单呢？决策者不会，执行者也不会，最终，消费错误政令的，还是在错误政令中误伤一回的百姓。这样的民生负担，可能在很多城市主政者那里，还没有计算在工作成本中。

　　“短命政令”之所以频频出现，反映了一些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弊端，长期得不到改观。其实，像贵阳这样的“瑕疵政令”，政府法制办有成熟的专家，班子成员中肯定也有认为不妥的人，老百姓更不缺乏反对者，只要有畅通的渠道和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在酝酿期间就有可能及时阻止或修改，根本不会“带病”面世。

　　要想避免这样的决策浪费，我们的地方主政者必须放弃习惯上的“一把手说了算”，权力唯我独尊、急功近利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充分汲取专家和民意智慧，建立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机制制度，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瑕疵，杜绝决策浪费。否则，即便你匆匆叫停有关错误政令，也难以挽回丢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