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县城的房价是2010年开始加速上涨的。2008年单价1000多元的房子，2010年涨到了3000多元，去年突破4000元，2012年迈过5000元大关。

　　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老乡说，我们县城的房价都快追上深圳坑梓镇了。这话可能不无夸张，但我同学告诉我，这里是全省房价最高的几个县之一。一位开发商告诉我，他们在省会城市下辖的县城开发的楼盘，精装修也才5300元。

　　我们县是个地处中部的“老区”，县城人口约10万。我所知道的工业，过去主要靠几个制药厂，最近两年引进了几家污染企业。2011年全县财政收入7.6亿元。普通工薪人士月收入1000多元。这样的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当然无法解释房价为何这么高。

　　当地一位有识之士分析了三条原因：一是赴外地打工有积累的居民，近几年纷纷到县城置业；二是地价大涨，地王大厦19亩地卖了6000万元，新城区110多亩地卖了2亿多元；三是房地产监管不到位，出现了炒房现象。

　　在我看来，少数进城买房的打工仔，绝不是推动县城房价暴涨的主要力量，炒房客也只是房价上涨的推波助澜者，但地价无疑是房价主要推手之一。说到这里，谁要是再否认地价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他就是睁眼说瞎话。

　　县城房价上涨的另一只主要推手，是灰色收入。经济再不发达的地方，也会有几个经商的富人，但我们县城的房价仅靠他们是支撑不起来的。有人告诉我，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拥有好几套房。有的别墅仅装修就花了几十万。

　　我个人曾总结，过去5年推动我国房价上涨的三大因素是，土地出让金制度带来的地价大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包括灰色收入)，持续10年以上的货币超发。聪明如你已看出，哪怕是偏居中部的老区小城，房价上涨的主因，也与北京上海达到惊人的一致。什么叫寰球同此凉热？这就是。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北京的房价是城市化带来的需求和年轻白领们推涨起来的，请千万不要相信，正如我不会相信打工仔是县城房价的主要推动因素一样；同样，请不要再用房价收入比去解释房价了，以2011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56061元，怎么可能支撑它目前畸高的房价？

　　国家的房地产调控与这座偏僻小城的距离，一如北京与它的地理尺度。我曾经就此问过我们县所属地级市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回答是，抑制房价从来没有进入市县的政府议事日程。去年底一次聚会上，我对县委书记说：我们县的房价太高了。他说：是吗？然后，我看到的是今年房价继续大涨。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县城要遏制房价上涨，有什么办法？譬如，实行限购。在县城纳税记录未满一年的，不准购房；县城常住家庭限购一套。结果会怎么样？一定会冒出大量的虚假纳税证明，令主管部门查不胜查。但县里是绝对不想限购的，即使被迫限购也会对各类纳税证明睁只眼闭只眼。

    其实，对于这个小小的县城，要抑制房价上涨，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迅速增大供应。尤其是增大土地供应。但同时必须降低地价，至少限地价。但县政府恐怕做不到。为什么？它太需要卖地收入了。卖两幅地就相当于半年的财政收入，想让它降低地价？门都没有。

　　这个道理对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大致适合。其实，早在2010年启动此轮调控时，就应该在限地价的前提下迅速增加土地供应。北京四环内的土地确实很紧张，但四环至五环之间，还有大量的建设用地。但关键是政府要舍得限地价、降地价。

　　有人说，只要有需求，低价卖出的土地，地产商也会卖出高房价。这句为高地价辩护的话似是而非。退一百步说，需求旺盛，才更需要供应更多的土地去满足啊。难道令需求保持饥渴状态，好让土地卖出更高的价格，才是调控之道、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