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演讲：

主讲人简介：

    陈志华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我国乡土建筑研究的倡导者，提出并实践了“以乡土聚落为单元的整体研究和整体保护”的方法论。
主要著作：《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婺源乡土建筑》（合著）、《关麓村乡土建筑》（合著）、《俞源村》、《楼下村》、《楠溪江上游乡土建筑》等。

    主要观点：一个国家，经济落后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克服文化的落后就艰难得多了。而文化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生命力表征。

越研究外国就越想写中国

    我搞乡土建筑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家里就带着往山沟沟里跑，学校也搬到山沟沟里去了。山里人对我们非常好。日本人在山底下来回走，我们在山顶刘伯温的庙里上课，旁边还有刘伯温几个子孙的祠堂。抗战八年，我们一直在农村，农村父老待我们太好了，所以对农村的乡土建筑也有了感情。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说一定要开西方建筑史课程，我们就去找教材，找来的是抗日战争前出的一本书，那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书，就用那本书讲课。我从那时起就搞外国建筑史。后来有关外国建筑史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觉得要赶快写咱们中国的。国外许多国家面积虽小，但建筑史的书有一大摞，还翻译成英法等好几种语言。梁思成先生写的书当时还没有公开出版。所以，我就老想着写中国的东西。文化大革命那会，每天检讨完了我就干我该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就把外国建筑史教科书赶紧写完了，接着写中国的。可是，从哪里着手呢？由于八年抗战我都在农村，对农村有感情，另外，农村建筑文化太丰富了，却没有人看得上，所以理所当然就选择了农村建筑。

农村建筑花样多、创造性强

    虽然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农村，实际上对农村的了解是很少的，无非农村人待我们很好，给我们做吃的，帮我们洗衣服，有感情，可农村是怎么回事还是不知道。因为有这个感情才去做，做了以后才知道研究农村建筑很重要：中国农村的建筑水平比我们想象得高，甚至比苏式建筑还要好。不一定说材料好，而是东西好、花样多、创造性强。苏州的建筑是不错，可也是农民造的，工匠都在农村。既然是农民造了苏州、扬州，我为什么不去写农村呢，何况本来就对农民有感情。

    前不久，我去了温州南边一个县城，那个县城又穷又苦，交通困难，全是高山，没办法发展粮食生产，到现在还是没法搞农业，连耕地都没有多少。可是，那儿的房子很漂亮，后来一打听，原来苏州、扬州的房子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参加建设的。就是因为苦，吃不上饭，小伙子都出去当泥瓦工盖房子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文明就是农民的文明。既然这样，我何不到农民的老家去呢？为什么农村的房子比苏州和扬州花样还多呢？因为农民不是全年住在城里，农忙季节，他们往往背着工具回乡种地，过后，工头吆喝一下就进城了。在城里造房的时候，他们规规矩矩按照工头的要求去做，匠人自己的水平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回到老家是给自己造，这时就充分发挥水平了。另外，在城里建房一年或两年就建成了，但在老家，可能10年后加建个亭子或者小院，不断提高完善。所以，从样式来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做法，非常漂亮，创造性特别强。

    后来，我做乡土建筑越做越觉得农村的东西更有味道，它更活泼，更少了各种各样的拘束。慢慢地深入下去，我感到，实际上中国的城里人不太像城里人，农村人倒真像城里人。城里人发展工业，日子过的跟农村差不多，并没有象伽利略那样扔块石头看看自由落体的花样或者研究点什么，就像老地主过日子，思维跟农村差不太多。查阅相关资料，我发现，历年的科举，进士开榜平均有一半是农民，我们有很多文人都来自农村。中国的几个藏书楼，大多数在农村，刻板印刷也在农村。我看过几本中国哲学史的书，整个元代就写了一个人——许衡。这个人老家就在河南乡村，那个村子现在我们在做保护规划。其实到县城去看，跟镇里差不多，所谓城市无非就是县太爷在那儿，有县衙门，县前街，几个牌楼，除此之外，跟稍微发达一点的市镇差不了多少。所以我说，我们乡土的文化比原来想象的要高，而且在国内的地位也很高。（幻灯片）哪个城里有这样的房子呢？没有啊。城里的路大多是平的，只有农村才有斜的、弯的、高高低低的路。

    我们就是这样进入乡土建筑的。正好遇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文物建筑保护进入科学状态。西方从文艺复兴就已经开始保护古建筑了，有一个小国家从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保护了，教皇利奥十世在1516年任命了保护文物建筑总监，第一任就是大艺术家拉斐尔。那个时候当然主要是给教会收拾房子，真正的文物建筑保护是上个世纪才开始的，是《威尼斯宪章》打开的初步道路，是真正学术性的文物建筑保护的宪章，是当今国际公认的文化建筑保护的权威性文献，它的各项原则被普遍接受。

《威尼斯宪章》没有关注普通平民的历史

    《威尼斯宪章》有一个缺点，就是根据几百年的经验，讲的都是档次比较高、帝王将相大贵族们生前死后享用的建筑，不把老百姓的放在眼里。国际文物建筑最权威的组织“ICOMOS”的“M”就是“monument”，一般是指教堂、庙宇、宫殿、府邸、陵墓和大型公共建筑之类。后来我们每次出版乡土建筑书籍，我就给一位叫费尔顿的英国人送一本。这个英国人在世界文物建筑保护领域是很权威的。我们很说得来，他那时候给我创造的机会很多，欧洲一年要开很多会，他知道我没钱，凡是有那种免费的，由会议组织方报销来费用的，他就给我弄一张，每次我就把我们的工作成果带给他，他后来接受了我们的思想，同意文物建筑应该包括乡土建筑。我们认为，文物建筑的根本价值是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只有帝王将相所书写的历史、没有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生活和创造的历史是极不完全的。他表示同意，而且始终关怀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工作，尽他的力量支持和鼓励我们。不但几次介绍基金会，还自己先后寄了几百英镑支持我们。1999年，在费尔顿的推动下ICOMOS在墨西哥召开大会，通过了一份《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这是在《威尼斯宪章》通过35年之后对它的一次重大补充，世界文物建筑界第一次正式认识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也就是农村环境中普通老百姓建筑的价值。

    我们在乡土建筑保护的初期十分困难，《楠溪江中游古村落》要出书了，出版社跟我们要钱，我只好找到县里，他们说没有。我说是出写你们乡土文化的书啊，也没有。旁边一个人拉拉我：我们的副县长是你们清华毕业的啊，你跟他说就行，后来我真的找这位清华校友的副县长，还好说通了，我们就是这么出的第一本书。

    问题不在于书写得有多好，而在于有没有人写这一类的书，这是关键的，因为书只会越写越好。中国总会有人比我们本事大，写的比我们好得多，一定有这样的人。我们尽量去做，只要这个工作能够站住脚就行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陆元鼎教授也研究乡土建筑，他的贡献是很重要的。还有四川、上海几个院校，也纷纷成立乡土建筑或者文物建筑研究所。

历史村落不应为旅游而“打造”

    古村落成了旅游景点后，经济上有了收入，但也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县太爷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就是“打造”和“包装”，而不关心文化。浙江省兰溪市把诸葛村叫做“八卦村”。本来人家就叫诸葛村，为什么改成八卦村去骗人呢？这张图片是八卦村的阴阳鱼，挺好的一个水面，填掉一半充阴阳鱼，这是把诸葛村改成八卦村以后弄的。我现在一年去两次，每次一下车第一句话就问阴阳鱼拆了没有。我知道它没拆，但我还是要说。诸葛亮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啊，弄个阴阳鱼叫诸葛亮丢脸啊？

    楠溪江两岸一共有260多个村子，个个都漂亮极了。有一次我带了香港电视台20多个小青年到一个村子去。一到村口，他们就喊起来了，团成圈把我围在中间，跳起舞来。他们说，感谢陈老师把我们带到这么美的地方。去年，我又去了楠溪江。260多个村子，只见到一个村落是完整的、原样的。为什么这个村子能够保留完整？很简单，因为它当时是游击战的司令部，出了一个将军，没有人敢拆。谢天谢地，中国多出几位将军多好啊。20多年前我跟他们说，260多个村子如果全都毁了，最后要守住的是哪个，因为那是最小的。今年春天，我去看时，那个最美最小的村子，就剩下一个小小的亭子了，台阶本来是卵石的，非常美，现在都是大石条，全都是现代的、简单化了。去年我曾经给他们的县委书记说赶快再抢救几个村子，能多保护一个就多保护一个。我苦苦哀求，结果县书记说，陈老师，原来说保护2个，现在看在你的面子我们保护3个。

    香港小青年围着我跳舞，“感谢陈老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那个村子，去年也基本看不见原来的样子了，看到的都是大招牌。20多年前，每次我们去那儿都会住在一个小客店，老板娘待我们非常好，我们很尊重她。那天她看出是我，赶过来要跟我打招呼，我跟司机说“快走”。我已经忍不住要落泪了。

    今年我到温州没去楠溪江，我已经下决心再也不去了。往南走，走到泰顺，离泰顺城3个半小时有一个村子，十几栋房子还很完整，质量还很好，没什么问题。我想哪怕把这13栋房子用玻璃罩盖起来都值，太漂亮了，有很多创造性，非常精致。虽然现在挺好，可拆掉多容易啊，所以我们照了很多照片。第二天他们叫我给年轻人讲一讲，我倒是乐意啊，因为我要宣传，图书馆里有一二百个座位，来了二三十个人。其中一个温州大学建筑系的年轻人居然问我，那个地方如果有蚊子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回答呢？我没法回答。不过这倒是证明现在温州的卫生搞得很好，说明温州没有蚊子。

欧洲人对待历史的态度让人服气

    30年前，我常去欧洲，原因就是费尔顿这位文物建筑保护权威有包含路费的票给我。看看人家怎么对待文物建筑，我们就服气了。那真是认真啊！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城，他们带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到一户人家。一位老太太拿着电灯去照一个壁炉。因为意大利好多住宅，卧室没有窗户，里面很黑。我看到，壁炉上是一圈花纹，因为年代久了都剥落了，还剩下不长的一段，她以骄傲的口气说：“洛可可，洛可可”。这么一个壁炉，上面只残留一段花纹，可是她的得意之情不得了。这就是文明。如果让一些大学教授看这个，他不把我笑死啊！这算是什么啊？那么一段残留的花边，还是画的，又不是浮雕。所以，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只凭一句：“这是乾隆时代的”便保护文物，那就好了。咱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与西方差太远了。

点  评:

胡存智：中流砥柱现象是我们的悲哀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听了陈老师的演讲很有感触。首先就是感觉到应该留什么。乡村的古建筑都该留，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有文化遗产都该留。半坡村遗址肯定美不到哪儿去，但这是生活，祖先繁衍留下的文化的痕迹，或者是建筑的痕迹，所以不能单纯地从美学的观点去审视它，这是我们的根基，是文化的传承。

    第二怎么来判断这些美丑。有些东西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很美，可是退回20年不一定觉得很美，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它可能让人觉得越来越美。那么，谁来判断美丑？专家也是多层次、多种水平的，国家级的专家觉得非常美，省里的专家可能说这样的东西多了去了，美什么啊，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怎么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衔接在一起。北京的城墙非常美，但是拆的时候只有梁思成及少数的专家恨不得用自己身体去挡住。难道这是总理一个人说拆就能拆的吗？后面有千千万万的群众说该拆，它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交通的障碍了，就拆了。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天大的错误。哪怕没路走也不能拆。当然领导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说不许拆，可是在当时的思想认识之下能挡多久呢？大家都说“中流砥柱”好，我认为恰恰是悲哀。“中流砥柱”什么时候能挡住得住江河？除了彰显个人品格和学识水平之外，于历史、于大潮没有任何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当全社会或者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决策延后几十年，让我们将来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待古村落和古建筑，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和当年拆城墙的困境和机制完全是一样的。人们常常归咎于官员、村支书，都不对。我也愿意谴责他们，包括谴责我们自己一样。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无非他的作用是推波助澜还是你要让他做中流砥柱，差别就在这儿。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农村深刻变化、社会进步带来的情况。

    中国每年有1500万到1800万农民进城，当然他们没有完全稳定在城里，但是这些人慢慢都会涌入到城里，农村不可避免地人数越来越少，没人住的房子、没人生活的地方，农村生态就不存在了，还怎么维护它？让谁去维护它？无非就是破坏得更快而已，没有别的出路。陈老师讲的“关键要有钱”，恰恰就没钱。其实这在城市也屡见不鲜。难道城市里的所有楼房就都该拆吗？别说四合院这么有价值的，就连上世纪50年代的楼房，实际上也需要保护了，那个年代的房子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墙都涂成黄色的，这是仿苏联的特征，现在也在消失。七、八十年代盖的一些大板房，我相信在座的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该拆，其实它是有文化传承的，拆了就再也看不见用水泥大板子拼起来的房子了。

    所以，如果要留、要保存，保存哪些？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讨论特别有意义。只有认清这件事，才能找到对策，才有机制性的东西来保护它。比如说，中原大地上这些年农村变化很大，我也非常担心、也想拦着，总理甚至在网上访谈对话的时候也明确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办法做出有关规定。大家怪罪于地方领导要建政绩或者需要土地，实际上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没有这些问题，这些村庄也无可避免地要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真正把优良的、真正代表民族文化以及传承的东西保留下来，这是最困难的。如果没有现在这么飞快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通过社会历史慢慢地淘汰。然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飞速发展、慢不下来的时代。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准则，当大家慢不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能保护这些东西，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难题。

于建嵘：陈志华老师回答了三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很高兴来听陈老师的演讲。我认为陈老师回答了我三个问题。我来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城市思想者沙龙，为什么讲农村保护？陈老师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们农村和城市没有距离。他从一个城市学者的角度去看农村。

    第二个问题，新农村建设中，我们怎么对待农民朋友？这个问题我可能和陈老师的看法有点不一致。我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这种拆除运动和农村保护的问题在现实中是很矛盾的。实际上我今年3月份到丽江专门看了陈老师讲的关于丽江的古村落的保护。我是比较同意一个观点，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应该给农村、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文化留下一块地方，这是我同意的。我们去搞调查的时候，往往会去没有马桶、没有厕所的地方，这是现实的问题，在中国有许多没有古建筑意义，当然有村落意义的地方，我们怎么对待？我是坚决要保护中国文化，我认为没有文化的社会将是一个很乱的社会。我曾经讲过一个案例，我们在河南调查的时候，那里把农民的房子拆了，在5公里之外建了一个新的居住点，我问他们农民将来怎么种地？他说我们将来开公交车送农民去。今天我们搞新农村建设，把远郊的地拿来置换城市建设，我认为有建筑特点的地方要保护，没有建筑特点的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农民生活的问题，这可能是很大的问题。陈老师回答了我第二个问题。

    陈老师还回答了我第三个问题，近年来为什么出现了对村庄文化这么严重的摧毁。实际上不仅是建筑问题，农村的生态都受到了破坏，农民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农村。我们到美国、欧洲会感觉到，有华丽的城市，也有古朴的村落，陈老师回答了我第三个问题，他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中国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困境。

宋峻岭：村庄保护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村庄的破坏跟城市的破坏在同步进行。我认为这个根子是我们大决策的失误，是城镇化从来不与公民社会并肩发育成长，才导致今天的恶果，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一个同学问，有没有成功的古村落保护的样板？在杭州西边桐庐县有个叫荻浦村的，我看比较成功。它把一个成熟的大村的主要要素——民居、祠堂、作坊、牌坊、林地、水系，还有文献类的东西，在一个村子里保留了下来。这是告诉人们，村庄才是有真正文明的、非常长远雄厚基础的地方，不管城镇化进行到哪一步，都不可小看村庄。我要向陈老师致敬，致谢！您做的工作是拓荒性的工作。村庄在我们人类社会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是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近年来城镇大书特书，您及时把目光转向了村庄，进行了艰难的拓荒。这样的景象，又动人又凄凉。在座的各位会不会跟我有同感，赶快把这件事接续下来，而且今天为止这个队伍还不大，还没有设专业，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对村庄的研究还很欠缺，这个事情是亟需接续的。

    陈老师艰难的拓荒取得了可贵的收获。因为村庄的引领需要从理论上、实践上，从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挖掘透彻后才会懂得。透彻了以后，公民社会的思想、决策、呼声才能够大行其道，也容易被决策者接受。这样，我们的城、我们的乡才会得到保护。

王永民：文化传承已经到了严重的状态
中国王码集团董事长

    尽管我的父亲是木匠，盖过房子，我从小也会做木匠活，但是这种文化的传承，让我今天才发现，是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状态。其实，文化传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问题，我们中国的文化是烧的文化，一个朝代替代另外一个朝代，阿房宫给烧掉了，紫禁城整个被烧掉了，我们北京城墙没有被烧掉，但是给拆掉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记忆自己文化的民族。美国发明的展览会，一百年前的展览会现在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英国发明的火车，那个火车还在原来的地方在转。英国人都知道原始的火车是什么样的，都知道原始的缝纫机怎么做的，都知道电灯泡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刚才陈老师讲到文化传承，我认为有两件事情值得反思，一个是马寅初提出的人口“计划生育”，结果被一口否决，打成右派。另外一个应该是梁思成提出的保护北京城。

    除了农村村落文化的传承在毁灭殆尽，267个村庄大笔一挥不见了，这是一个多么惨烈的现象！值得反思。另外还有一个同样惨烈的现象，就是我们的汉字也在不断地被西方文化所冲击。自从10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开始衰落，被洋人切割、被洋人蚕蚀，我们的学人就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字落后，中国教育落后是文字落后，所以要废除汉字，包括瞿秋白和鲁迅都说汉字不亡中国必亡。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说过，汉字要走拼音的道路，这个文化是什么概念？几千年的文化用汉字在书写、在记载、在储藏，但是100年来包括我们建国60年来却始终被咒骂。只有1983年五笔字形发明以后，胡耀邦同志亲自问我，汉字还要废除吗？我说胡总书记，汉字不用走拼音道路。从此我们国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改成工作委员会。其实汉字不落后，不要由外国人的理论指导中国人的文字这个问题，始终跟陈老师的伟大理想一样不被重视，没人重视。现在汉字正在消亡，提笔忘字、不会写字很常见，难道研究生、博士生不是如此吗？汉字普遍被沙漠化，这难道不是更严重的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在建筑或者说在农村，我们有这么好的导师，有这么优秀的学生，我希望我们在汉字文化的传承中，同样也有优秀的学生。

李津逵：建立公民社会是希望所在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谢谢陈老师！今天下午不能仅说语重心长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陈先生是在用心灵与我们对话。就我们民族平均文化水平来说，正如胡部长所说40年前拆北京城墙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以这种文化水平可能古村落也会一个一个被改造掉，古城也会一个一个消失掉。好在有陈先生这样的人，他从未来的高度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像猎人海力布一样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当前的危险。在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滚滚红尘之下，这些有识之士就像胡部长说的是中流砥柱，其实中流砥柱很多，我们在座的王大师是中流砥柱，于老师是中流砥柱，宋先生也是中流砥柱。最后让我们回到陈老师写外国建筑史的第一章，他在讲雅典卫城的时候，没有讲奥林匹克、没有讲雅典娜，他讲的是“公民的胜利”。我看了那一章以后，感到雅典所达到的公民社会的水平，两千多年来再没有一个人类的城市能够超过。恐怕宋老师的老师芒福德也是这样说的，没有人再超过，而这个胜利就是公民社会的胜利。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们大家就加入到滚滚红尘中间去算了。这个社会如果有希望的话，就是一个又一个人变成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祖先，热爱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人，这样的人才叫公民。所以我想用最后的时间，大家一起回顾陈先生的西方建筑史的第一课，“公民的胜利”。

互  动：

    提问1：谢谢陈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古村落这么多，作为一位学者在看待所有古村落时，您衡量它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提问2：乡土建筑更新的过程中，您觉得有没有好的作品？

    提问3：我觉得关于乡土建筑的保护应该有硬的方面，就是建筑方面的保护，也应该有软的方面的保护，就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的保护。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在硬的方面，因为中国乡土建筑主要是木建，不是像西方是石头的，需要很大的修缮和很好的工匠，在这方面难度最大的是工匠没有得到传承，而文化方面，很多当地人都离开了，文化得不到传承了。

    陈志华：我们的经费是非常紧张的，没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去挑选。所以，哪个村子有地方住，给我们做饭，我们就去了。不是说这个村子好，那个村子不好，我们没有这个考虑。我们当时只有一台照相机，又笨又大，还是梁思成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照相机。第一次到村子去，路费是地方上一个人捐给我们的400块钱。那时候火车叮叮当当的。是不是这个村子旁边还有更漂亮的，更好的，更完整的？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的运气还是挺好的，好在哪儿呢？那个新叶村还真不错，好几层的宗祠一直到香火堂，整个系统还在。当年的私塾也还在，住宅也没有动。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去了。

    去诸葛村是因为新叶村工程做的差不多了。当时我们越做越高兴，新叶村一位叶老师，他小时候在不远的诸葛村上小学和初中，他说那个村子不错。去看后，果然很好，我们就做了第二个作品。当时，我们差一点被当特务给抓起来。诸葛村一些干部看到，我们这几个人是大学老师，却在那么破烂的地方拿着尺子又画又量，觉得奇怪。那个时候，地方对画地图警惕性很高，电影里凡是特务都要画地图。县里连手铐之类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幸亏新叶村的叶老师及时解释清楚，才让我们继续工作。

    诸葛村旁边不到3里路有一个小村子，他们起初希望我们能够做保护，后来领导把当地的干部说了一顿，他们就不喜欢我们去了，而且全村的青壮年都在拿着棍子、石头等想把我们抓起来等着立功。幸亏新叶村的几位七十多岁的老朋友把我们保护起来。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不管什么方式方法，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钱。保存古村落不能没有钱。谁出钱？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村民现在也不想出钱，年轻一代大都走了。如果在村里造房子，也是造新式的，因为砖头比木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