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就用“生活经济学”阐述了这样的道理。理性的人们之所以不会被生活的洪流淹没，就在于懂得适时运用经济学知识来从容地驾驭生活。

　　上海白领移居二线城市的现象，也是运用生活经济学的一种表征。近来，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11月18日《新闻晨报》）

　　不要迷信白领，白领体面外衣里面也包裹着艰涩与寒酸。前些天，上海白领就进行一场极品“葛朗台”的大比拼，很多白领争相晒收入和支出，比拼谁更像葛朗台。竟然有月薪2万者，开销只有区区500元。把白领如此吝啬的原因统统推给“人性”，显然是站不住的，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

　　在北京的人们感叹居京不易，在上海的白领无奈移居二线城市，这种情势，实际上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伤痛隐喻。谁都清楚，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集纳了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对人才具有极大的吸附力。然而，这样的城市却令白领阶层望而生畏，甚至选择遁逃，究其原因，就是社会保障这块短板，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遭遇了尴尬困境，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掣肘。

　　房价就是无数白领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段时间，国内房价疯涨令人心神不宁，北京、上海这类大都市的房价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美国《时代》周刊日前也发表文章称，“房价成了中国最头疼的事”，认为现在房地产的这种繁荣，对中国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也许，这里的好消息暂时属于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而坏消息则留给了普通的购房者。现在高房价已经带给人们深深的挫败感，其中就包括白领阶层，他们逃离大都市，移居到二三线城市，说到底，就是无奈的选择。

　　今天的社会是分层的，城市应该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合理向上流动的机会。遗憾的是，在许多大城市，诸如房价、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生活成本过高的门槛，已经客观阻碍了人们向上流动的路径，甚至迫使人们为之支付出更多人性与伦理的代价。比如一些白领阶层为了工作就不敢生小孩。最近特别流行的电视剧《蜗居》，说的也正是都市白领们那种像蜗牛一样居无定所的困顿状态，其中白领、房奴、二奶这样的交叉身份，就与大都市逼仄的生存空间有着深刻关联。

　　有专家认为，白领移居二三线城市是一种进步。这种所谓的“进步”，如果仅仅是基于个体暂时的理性选择，或许还能说得过去。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现象绝不是进步，恰恰相反，这种无奈选择其实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社会发展困境。因为绝不是白领不爱一线城市，而是一线城市抛弃了白领。更不要简单地认为那些移居二线城市的白领就能拥有笃定的幸福感。事实上，二线城市很多时候囿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会让一些外来的高层次人才感到强烈的“水土不服”，不但不能给他们提供人尽其才的空间，还会让他们陷于精神文化的边缘困境。

　　也就是说，这样并非诗意化生存的选择，尽管包含着特定的经济理性，但还只是一种限于生存层面的选择，它离真正的个人发展与文化认同，有着很远的距离。久而久之，移居的白领也同样会沉入对回不去的都市深深的眷恋，对现实尴尬的生活充满抱怨。这样的白领移居二三线城市，其实是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双重失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培育发展中产阶层队伍，来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现在，白领阶层被迫移居二三线城市，其实体现的只是悲情的“生活经济学”。这样的白领，自然担当不起民主政治与经济自由的重大使命。他们向下流动的姿态，也是这个社会一种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