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杨文彦）“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为避免中国重蹈巴西等国的覆辙，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尽快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6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与中国社科智讯专家学者召开了《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分析》发布式，暨巴西经济与“中等收入陷阱”研讨会。中国社科智讯经济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在会上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使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这是进入高收入即第四阶段的必由之路。

2010中国人均GDP超4200美元 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为四组，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偏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并每年公布新调整的标准。根据2011年7月的最新调整，低收入的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10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为1006-3975美元，上中等收入为3976-12275美元，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合计统称为“中等收入”。

1978-2001年，中国处于“低收入”阶段（低于人均GDP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标志着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这是继2001年从“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郑秉文教授预测，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组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五规划”的区间，即大约需要12-14年左右的时间。按照这个预测，中国的“第三次跨越”将有可能再现“东亚速度”：在这个跨越中，日本用了12年（1973-1985年），新加坡用了11年（1979-1990年），中国香港用了11年（1978-1989年），韩国仅用了7年（1988-1995年）。

然而，据《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分析》指出，历史上很多经济体可以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多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成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即“贫困陷阱”，一般指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之后，虽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陷入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例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了40年，乌拉圭滞留38年，巴西1975年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预测，阿根廷大约在2015年左右才能达到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届时，阿根廷将在中等收入阶段超过半个世纪即53年。

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三保障：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

2010年中国已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如何避免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郑秉文指出，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国的发展战略，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转型；二要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实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这是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至于转变增长方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已形成广泛社会共识。关键在于粗放向集约转型，改善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性，以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是效率驱动的主要内涵。

郑秉文认为，目前，中国刚刚进入第三发展阶段即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

“制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来中等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国与国相互较量的实质也是“制度”。“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与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这些非物质生产要素驱动增长，意味着增长机制的深刻转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可被视为生产力，“制度”的质量可被视为生产力水平；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制度变迁。

“政策”，在以往的下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微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却存在缺失，有些已显得严重滞后；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社会环境和国民诉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较大改变，例如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的诉求，应予以高度重视，否则，将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一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多教训。

“基础设施”，统计显示，改善基础设施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还可促进增长，起到减贫的效果。在这方面，韩国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每年提高GDP大约1.4%-1.8%，减少不公平大约10%-20%。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改善，但相对来讲还是落后，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基础设施的得分情况要好于“金砖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为中等收入阶段的效率驱动转型和可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社科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齐传钧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具有某种“突发性”，但并非没有“可预见性”，应把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作为长期的政策取向，及早或适时地进行经济转型，关键是要加强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