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以“大”自称的武汉，因历史及自然条件绘就了其在中国版图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在近代，清末、民国，直到1949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前，它的位置一直显得重要、突出。但后来，“大武汉”就如同“中部塌陷”的一个缩影，在全国的地位不如从前，尽管“大”，但仍难抗地位的下降。如今，武汉发出了“复兴”的呼声，它要努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大武汉”

　　关于武汉的“大”的信息，一下飞机，便扑面而来。在从位于武汉北部的黄陂区的天河机场开往主市区的机场大巴上，车载电视不停地在讲“大武汉”、“大武汉”……“大江，大湖，大武汉”。

　　出租车上，记者问司机：“武汉怎么样？”

　　“武汉？”司机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但接着，他又十分坚定地蹦出“大撒！”“大”字，是本地方言中特有的第二声，而非普通话中该有的第四声；“撒”，则是武汉人习惯用到的语气助词，其作用和地位大概相当于昆明人经常用到的“噶”。

　　“什么大？哪里大？”

　　“区域大，面积大。” 大仍然是第二声，但语气中则多了一些不以为意。显然，在他看来，这么明显的特征，谁看不出来，还需要问？

　　被问到的几乎所有出租车司机，差不多都会给出这条答案。正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车轮丈量这一方水土。大，是他们对这座城市所持有的共识。

　　说武汉“大”的，当然不仅仅只有出租车司机群体。

　　著名乐评人李皖生于江苏徐州，1989年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武汉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他对这个城市的态度经历了从“特别不喜欢简直是厌恶”到“特别喜欢”的转变，他说武汉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大”。

　　在中国，真正能在城市名前面加一个“大”字的，恐怕只有上海和武汉，“我来武汉的第一印象是武汉比上海还要大。”李皖回忆说，“我去过一些省会城市，然后拿其中很多同武汉相比，就觉得好多都像是小城市，而武汉才是个大城市。”

　　李皖眼中的武汉之大，一个是地域层面的大，“在地域上，能够跟武汉相比的大城市，在我看来，只有北京和上海，包括重庆（指主城区）都没有武汉大。我原来上班，在路上花去的时间经常是三四个小时当然，其中也有交通的问题，当时的快速交通太少。我下班回家，就经常没有车子，要打车，打车的费用是四五十块钱，可能在一般的城市，就会觉得很惊讶：怎么要打那么长（路程）的车呢？”

　　市民文化、城市格局这些城市精神气质层面的大，是李皖所体会到的另一个武汉之大。由于历史及地理位置等原因，造就了武汉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无论文化或是饮食，全国各地的、三教九流的，在这里都不难找到。

　　“这个城市的格局，或者说气势、气魄，在我看来，放到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和这条河上最长的支流（汉江）在此汇聚，把这座城市切割成为三镇也就是两条江从城区穿过。你从空中，或是到江边去看这座城市的格局，是非常壮观的。”除开有大江，武汉还有一百多个湖，其中的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为杭州西湖的6倍大，李皖自认作为一个外地人，到武汉来后，就被这种“江湖”的城市格局“给吓一跳”。

　　武汉的城市格局使得李皖“非常惊叹”，他认识的一些外国朋友也是如此：“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老外，几乎都会对武汉的这种格局惊讶得不得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少见多怪，毕竟对中国了解有限。他们会拿武汉同伦敦相比，同曼彻斯特相比，会觉得武汉跟伦敦是一样的城市。他们就惊讶于，这里居然有那么大的城，还有那么大的湖、那么大的河。”

　　文化、物产上的无所不包，自然、环境上的得天独厚，造就了武汉之大及其拥有的特殊魅力，同时也使得“江湖之城”武汉就是一个绝好的江湖模型。

　　正是这些，转变了李皖对武汉的好恶看法，在武汉大概待了十年后，他就真正喜欢上这里了。

　　李皖更多的是从武汉这座城市的底蕴、气质方面来理解它的大。身居江城的另一支健笔著名时评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刘洪波对武汉也有着差不多的看法，但它给出的则是另一种角度。

　　武汉三镇可成三个城市

　　“历史上积淀的基础，再加上国家战略层面的布局，造就了武汉今天的大。武汉的大，首先是区域，人口及经济总量，再就是它在国家战略纵深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大这一点和昆明倒有点相似，就是国家在危急的时候，会更加关注到这样的地方，比如抗战时期。”

　　在刘洪波看来，武汉太大的这种现状，还使得湖北相较于其它省份，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对于一般其它省份来说，省会城市的量不够大，成为它们的一个病；但对于湖北来讲，武汉这个城市的量太大，则成为它的一个病。病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它的省份在发展省会城市的时候，会不遗余力，比如像郑州，河南省是坚决要把郑州做大的。除了湖北和一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沿海省份外，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是在考虑怎样把省会城市做大，只有武汉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地方已经太大了。”

　　刘洪波认为武汉跟中国其它的城市不一样，还体现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一般都是典型的中心辐射型，有一个中心区，然后朝外发展”，武汉则不是，它有“三镇”，有明显的功能分区汉口的商业、汉阳的制造业、武昌的文化功能，“但同时三镇都能独立地生活，不相往来都没问题。一个城市如果把重要设施都建在中心城区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进不来、出不去。在这方面，武汉相对会稍微好一点。但也并不是因为武汉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它拥有的特殊的自然环境江，使得它不得不被变为三个城市”。

　　这倒不是说，武汉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城区那是不可能的，江岸、江汉、硚口、武昌、洪山、汉阳等6个区属其传统意义上的主城区，而其中的核心区域应该可以归为：从长江大桥至下游长江二桥之间江畔所辐射的周边区域，再加上起自长江大桥、阅马场附近的武珞路至珞瑜路沿线。

　　由武昌过长江大桥去到汉阳，再过汉江上的江汉桥，便是汉口，下桥便是曾经“天下第一街”汉正街的所在。汉正街以东西多、便宜著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市场，甚至包括世界上的著名品牌正品，也能在这里买到，而且同样会比其它地方便宜，便宜很多。李皖对这个也深有体会，有一次，他要去英国，需要买那种可以飞国际航班的大箱子，然后就在武汉物色了一圈，最后决定到汉正街去买，“我锁定的那个牌子的箱子，在汉正街只要700多块钱，但在武汉其它的商场得1000多块钱，其中的差价达40%”。所以，汉正街也并非水货、杂货的代名词。

　　在上述的“核心区域”内还包括有：江汉路步行街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地位大致相当于南京路之于上海；长达7公里的汉口江滩；广埠屯据说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电子市场，有“北有中关村，南有广埠屯”之说；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家“211工程”高校，以及“中国光谷”等在武汉乃至全国都地位显著的区域或机构。

　　虽大，但地位下降

　　虽然武汉如此之大，但在现在看来，其在全国版图中所处的地位却是下降的。

　　于政治地位而言，武汉在辛亥革命时达到顶峰，在民国时期仍显突出。

　　经济上，自清末开埠及后来张之洞主政湖北，武汉在工业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汉口一度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其地位可见一斑；1949年后，武汉在全国经济体系中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武钢、武重、武船、武锅……一大批重点工业企业在此落户。

　　上世纪50年代，长江大桥的贯通是一个节点。此前只有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长江两岸并未被连通。在长江大桥建成以后，整个京广线也就被贯通，南北间的交流也就通畅了，自然而然，武汉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就不再显得之前那么强。不过，这影响也并不算太大。

　　武汉的综合实力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位列全国前四，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在改革开放以前，武汉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是靠前的。

　　它位置的下降，应该说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以前，可能也有一些使武汉地位下降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并不是特别显著一个就是京广线的贯通；第二个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把大量重要的工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战略纵深意义的工业布局到西部。”

　　“但那时，武汉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并不是外向型经济。”刘洪波分析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就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道路，跟世界市场连接起来。这个时候，武汉的位置就显得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是在沿海地区接受订单，又在沿海设立加工厂，然后直接在沿海装船，就出去了。国内市场是不重要的，所有的内陆地区都不再重要。”

　　但是显然，这种发展模式到现在就面临问题了。因为这样的发展带来国内各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在刘洪波看来，“中部塌陷”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造成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思路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

　　“如果是扩大内需，注重国内市场，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不是仅盯着赚了多少外汇，国家的发展就会均衡一些。要是说我们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那么就必须人民来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显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只是提高部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这样就涉及政治公平和社会平等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内陆的市场就必须得以建设。所谓的扩大内需，既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政策，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

　　除开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布局，武汉地位的失落，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比如，在与汉口江滩隔江而望的武昌滨江商务区，“世界第三、中国第二、中部第一”的武汉绿地中心于2011年7月全面开工建设，虽然在不久前又传出大楼将加高至636米，以超过在建的632米的“上海中心”，“做成全国最高楼”，但就在前不久6月初，即传出长沙要建世界第一高楼，220层，838米，再加上广州规划建设高650米的钻石大厦。如此看来，武汉的“中国第一高楼”梦将落空，其无论是定位于世界、中国还是中部的高楼座次，都将往后挪。

　　这似乎是反映武汉地位失落的一个小小斑点。其实，近些年来，仅在中部地区的各项地区间的比较中，武汉地位也频遭质疑和挑战：建设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郑州跃跃欲试，不甘落后；城市圈建设方面，相较于湖北以武汉为主导的“1+8”城市圈（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建设，似乎湖南的“长株潭一体化”更像那么回事。

　　“满城挖”

　　地位下沉，甚至与同区域内的省会城市相比，也面临挑战。武汉并非无动于衷的。

　　前市长、现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被当地人称作“满城挖”，阮成发似乎也欣然接受：“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现在的武汉，就是作为“世界工地”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全市有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这必然对市民的生活、出行造成极大影响，若把武汉的堵况仅归咎于“武汉太大了”，那么就错了，对武汉的堵，其实阮成发同志也“功不可没”。

　　阮成发说他能理解市民的感受，但“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前五年在城区挖，未来五年还要挖到远城区去，“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市民。对这座城市负责，我就必须这样做”。

　　为填补之前在市政建设方面的不足，武汉市近些年对城市硬件方面的投入绝对是火力全开：通高铁、修地铁、建桥、挖长江隧道、地下管道……在未来五年，武汉每年都会通一条地铁线，到2015年，将有12条过长江通道，10条过汉江通道。仅在2010年，武汉全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超过了1000亿元，为武汉城建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年份。

　　但这些还并不是武汉的最大动作。

　　复兴：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要当仁不让！”2011年12月25日，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中共武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发出了复兴大武汉的呼声，首次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而此前，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及重庆5座城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

　　今年5月18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湖北考察，对武汉的这一发展目标作出表态，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随后，本月中旬，武汉即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无论有多少困难、多少考验，都将坚定信心、一往无前。”

　　任职于国务院的湖北籍专家、学者为武汉的这一发展战略建言献策。“围棋中，居棋盘中央的天元之位，主宰着棋局的输赢。武汉，就是中国版图上的天元之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如此评价武汉在全国版图中的地位。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经济学家巴曙松就是武汉新洲人，针对武汉当下高涨的“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热潮，他提到了“芝加哥策略”：“从地理位置上做简单类比，武汉十分类似于芝加哥。芝加哥被称为美国的动脉，而武汉九省通衢；芝加哥是美国最大空运中心和铁路枢纽，也是世界上最大一个内陆港口；武汉在这些方面同样有巨大潜力。”

　　来自武汉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武汉市GDP总量为6756亿元，较上年增长12.5%。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认为，虽然与已有的5个国家中心城市相比，武汉现有的6000多亿元的经济总量“还太小”，但在中部地区，尚未有其他城市有实力与武汉相争武汉市经济总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而在本地政府的工作报告中，GDP这项经济指标预计在今年能超过8000亿元，到明年，武汉则有望步入“万亿元俱乐部”。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要承载和支撑国家现代化，在其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没有国家中心城市是有悖区域布局规律的。”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认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部地区非武汉莫属，“武汉历史上曾经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只是复兴武汉历史地位的过程。”（记者 李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