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起，本书作者就开始对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关系进行研究，近年来发表了《矛盾与变量：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中产阶级社会并非天然稳定》、《“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等成果；作者善于“问题导向”，以深入社会现实的创新研究，以期推动政策、制度与机制的建构和安排。这部著作是在对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研究基础上，对我国中产阶层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这部著作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来研究中产阶层，可称嚆矢。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

　　其一，转型社会利益主体多维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行为复杂化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从历史纵向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中产阶层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由政策导向而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概念，是一个新兴的阶层；从社会横向而论，界定其与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依据已不再是政治划线抑或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差别。相比较西方中产阶级来看，其是一种不同制度文化与体制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多元性、矛盾性与复杂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分析，把握住了中产阶层具有源于国情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个性特征：即缺乏群体意识、对体制具有依附性、地区性差异较大、消费文化欠成熟；既未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又在内部结构上显示异质性，并体现出职业、身份的非稳定性。

　　其二，当前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发育、成长出现“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的地盘”的社会中介组织混乱、“体制内阶层”腐败怪象等问题。比如，有“中产阶级孵化器”之称的高校，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办学浮躁、政学不分、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术腐败等乱象，凸显出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大学理性秩序紊乱与道德规范失衡等现象。有的高校中某些大学教授、教师的权利与尊严，存在着被等级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因此，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一种主要力量，必然会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同时，这也是中产阶层成为转型期社会负面效应“替罪羊”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中产阶层“亚健康”将会导致社会“亚稳定”。作者提出，中产阶层的有些人在制度环境变量下，有可能成为社会上层的挡箭牌，是社会上、下层夹缝中的“三夹板”，是卷进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流险滩和风口浪尖上脆弱、敏感的社会群体。这一阶层的“亚健康”对社会道德状况、政府公信力、社会心理承受力等方面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社会“亚稳定”隐患。同时，倒丁字形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有可能使得“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

　　从社会现实与发展考量，中产阶层的社会作用与力量的发挥，不仅要取决于自身内涵发展，而且要取得同社会其他各阶层和国家的良性互动；中产阶层是具有市场能力和知识技能的，但是成熟的现代社会需要制度扶持与规范；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制度生态环境的培育和引导，需要在不断创新的制度文化中提炼内涵、升华价值和熔铸精神。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存在的“中产病”，以及在社会矛盾中的冲突与变数，不仅促使执政党与政府直面矛盾、冲突与隐患，而且也使我们高度关注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为此，作者提出应重视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并提出了三个思路。一是对中产阶层的扶持、培育与发展必须统筹谋划、必须有整体性思维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和“高端发展思路”。二是以制度建设对地方政府进行权力制约与监督，对地方利益和地方基层政府竞争秩序加以治理。三是以“制度包容性”，发展社会组织，构建政府主导、“政社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为重点的多元参与、“合作共强”的社会管理模式，从制度上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和释放社会活力。这不仅是赋予中产阶层应有的权利与尊严，而且是重塑社会价值观和健全与完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战略。这些理论探讨对推动当前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鲁迅先生曾言：“在未有天才之前，须有培养天才的土壤。”同样，中产阶层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体力量，要健康、成熟地发展，必须高度关注其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

　　（邓伟志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