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嘉宾的讲演很令人感动，一个从文学角度，一个从公益实践层面，都偏于感性。我本想先谈感性，但还是决定先从理性谈起。

    首先，从两位嘉宾发言里可以看出，现在的人对“西方”、对“现代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的误读，这是60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例如，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封建专制”批判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追求，这不是“西方化”问题，这个历史任务在中国并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而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下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宣传，又把“西方文化”放在对立面上批判。许多人习惯性地认为“西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就是高楼大厦（一说就是美国纽约曼哈顿），不关注自然，不人性化，不如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云云。这是对“西方”的误读，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到过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英国的乡村小镇，到欧洲我特别要去看的是乡村小镇，那里景观、生态、自然环境很好，很优美，就是城市也没有多少高层建筑。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高楼大厦，如果不能纠正这种误读，就不能正确理解什么叫现代化。我们对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不满，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受了“西方”“现代化”的影响。

    我们应当怎样正确理解现代化呢？很多人一说到纽约，就认为纽约是座罪恶的城市，这是媒体宣传的结果。举个例子，美籍华裔建筑学家孙鹏程去世后，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基金，支持麻省理工与清华的学生交流，他的夫人（社会学博士）到清华访问。谈到浦东时，一位中国官员说浦东和纽约曼哈顿相似。这位夫人立即反对，她说，浦东怎么能和曼哈顿相比？曼哈顿是有文化的，浦东只是达拉斯。确实，纽约是有相当历史与文化积淀的，这座城市有着对文化的包容、对艺术的包容以及对各种各样人种的包容，有多少艺术家在纽约！

    其次，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提及，1949年，中国的农村有一个阶层遭到了破坏，就是士绅阶级。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分给农民的土地和房子大部分属于士绅阶层，随着财产的剥夺，整个阶层都消失了。以前的中国，官员最多派到县官（九品芝麻官），县以下有自己的乡村组织，这个组织主要由士绅和宗族组成，在管理着农村，这些人通常有文化、有知识。 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没有了士绅阶层和宗族，全部纳入行政管理，这是中国农村一个核心问题。

    感性来讲，作为一个曾经的留守儿童，我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的城市化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在1928到1937年这10年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快，上海的城市化也是急速发展，大量周边的农民进入城市，我的父母亲就是从农村到上海做工的，我的哥哥和姐姐留在老家和祖父母过，后来我也回到农村老家。那时候上海周边有浙江人、苏南人、安徽人、苏北人进入上海。苏北人是最底层的，“江北人”是上海人对他们的蔑称。他们住在黄浦江边的滚地龙里面，我记得小时候去我堂姐家，就是低着头钻进去的。后来是南市区的贫民窟，棚户区，那里的小孩全都说苏北话，从那个地方到南京路只有2公里，但是小孩子是不会到南京路去的。 这个状况一直到文化革命期间依然如此！前些年俞振声到上海任市委书记，去视察棚户区，痛心地说了八个字：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从三十年代算起，八十年过去了！俞振声表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改善棚户区，他这话我一直记着，上海最重要的建设，不是建设浦东的大楼，而是改善这些贫民窟。

    贫民窟问题，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进程都出现过，像孟买、墨西哥城，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是有没有成功避免的？有。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都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但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城中村功不可没！”深圳1100万人口，其中800万人口是打工者，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产业就是建立在打工仔打工妹的廉价劳动力上面的。800万人在深圳，他们的居住问题就是城中村解决的。北京的“蚁族”、“北漂”也是在城中村住。现在城中村改造，只是在村民和政府（包括了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有谁考虑住在城中村中的打工者和“蚁族”？

    现在的城市建设，政府征收了城市周边的农民用地，让农民上楼，这就是掠夺农民土地！城里的国有土地被各级政府卖光了，只能把目光转向郊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集中起来上楼。这背后还有一套理论在支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农村的土地要集约化生产，把土地合并起来给少量人承包，进行机械化种植，不需要那么多农民，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让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小农经济能不能支撑现代化？答案是中国并不一定要像美国那样做大农业，只有不到全国1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满足全国的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现在的小农经济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台湾农民种香蕉不是自己吃的，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的，包括种植、种子、技术、银行贷款、产品如何销路一系列的问题，完全是现代经济模式。台湾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随后，农业经济学家，农业科技人员下乡组织农合会、农协会指导农业发展。日本、韩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也是因为他们在做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并不是早年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他们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无论是科技水平、农田产出，都远远高于那个时候。今天农业的现代化是要求在单位农田上得到更多的产出，容纳更多的劳动价值，而不是单纯地减少作业的员工。所以我们可以在农村发展高产出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增加单位农田的产值，思考如何容纳更多的劳动价值，而不是一味把农民推向城市。
   
    我们将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就业。现在，在就业上，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形成一个互补，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交给农民工干，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关系也许就会被打破。第一，农民工第二代不一定愿意做那些事情。第二，城里失业率上升，城里人不得不做那些事。所以失业永远是经济发展以后国家最核心的民生问题，所有世界上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失业，中国也一定会面临这种情况。中国有很多出口加工产业，因为劳动力相对便宜而存在，但是随着经济水平、人均GDP的提高，劳动力还能便宜吗？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外资外商就会转移到穷困的地区和国家。一方面我们在沿海地区农民工不足，低工资吸引不到农民工，提高工资，企业挣不到钱。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不可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就业就成为城市里最大的民生问题，也许是多年以后会出现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建设乡村，试着让乡村容纳更多的人，事情就会有转机。如果一味地强调农民进城，又把他们的土地剥夺了，失去了乡村的根，一旦经济不景气，大量的进城农民工回不去农村，滞留在城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2007年冬，世界经济危机，珠三角出口企业停工倒闭，上千万的农民工失业，“提前返乡”（没有到春节就回老家），好在他们的根（土地）还在，他们回去了。如果他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回不去，滞留在珠三角，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大口袋”，城里有问题了，就把人送到农村去。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青年就去新疆军垦，后来去崇明岛、苏北盐城滨海滩涂办知青农场；1962年，困难时期，把3000万城里职工遣送回农村；文革期间又让上千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农村是中国的“退路”，当然，但愿不要使用这个退路。

    还有，小农经济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比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符合生态、更加节约能源、资源的生活，也是更加人性化的生活。

    当然，在新疆、在东北北大荒，有大面积的可垦荒地，人口又少，可以发展大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