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换季，免不了将大件衣物拿去干洗，住所附近有两家不同的干洗店，一家是品牌连锁店，另一家则是夫妻个体店。连锁店选址毗邻高档社区，店招统一、服务标准、单据电子化，收费颇高并且明码标价；夫妻店则栖身偏僻内街，店面狭小、“前工后居”、人工开单，价格表虽也挂在墙上，但对熟客也会抹个两、三块儿。两家干洗店我都光顾过，除了价格上的差别外，夫妻店给我的感觉更好：虽然服务谈不上“标准”，但却显得人性、周到、不刻版。据夫妇俩介绍，他们来自浙江，在这个地方经营“正宗上海干洗”已经五、六年了。小店平日生意不错，忙时我送去的衣物要等三、四天才能去取。男主人热情、实诚，言语不多，闲时还做些其它营生；女主人则勤劳、朴实，除了接单洗烫，还在店前踩着缝纫机兼做裁剪缝轧。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合照就摆在柜台内的电视机旁，照片上的孩子不大，平时没怎么见过，可能留在老家暂由老人照料看管呢。

    每次从他们家的小店取衣物回来，我都在想，这样一家为周围居民邻里服务多年的店面在这里还能撑多久？5年？10年？会不会一直开下去？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毕竟“候鸟”总有终老的一天，他们夫妻也无非在这座城市多辛苦几年、多赚几年钱，说不定哪天遇到什么变故而转身离去，这似乎成了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在深圳打拼的外来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正如我之前偶遇的一位开锁匠，1997、1998年就到了深圳，经过10余年辗转折腾，还依然栖居市集，帮人修锁配钥。虽然是个外来人，但若提起周边的变化，他却能如数家珍给你讲出无数耐人寻味的掌故和趣闻，俨然就是一位本地的“老者”，然而，他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名见证城市变迁的匆匆过客。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人来人往”本属正常的配置规律，他们离开了，还会有其他人到来，只要有需求，买卖总会接着做。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服务提供者与主顾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交易原则、信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感”也将随之被打破，人们为此将支付的“隐形成本”该如何弥补？一家夫妻干洗小店有什么意义？虽然从眼前看除了给周围居民提供廉价服务外并无其它，但倘若小店能够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就存在向连锁化、品牌化发展的可能性；一位开锁匠能有多大作为？除了以“公安备案”的名义帮人们解燃眉外再无更多，但倘若他碰巧幸运能够长居城市、在某个低成本生活区养育下一代，那么他的孩子会不会成为“贫民窟中走出的百万富翁”？或者成为中国式的乔布斯？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这座城市是否为他们提供过得以“转身”和“蝶变”的机会？是否能够提供基本的医疗、教育、居住等保障？是否能够提供基本的公民待遇？是否能够提供起码的公平正义的氛围？

    不可否认，目前横亘在外来人口与城市之间的还是“户籍”问题。按照目前深圳和其他大城市的入户政策，对于没有太高学历、太大投资、太多纳税的绝大多数外来人口而言，几乎没有成为“名义上”城市人的可能性。而几乎所有的入户政策都倾向于引进所谓的“人才”，希望通过学历、财富、名望等指标对人进行筛选，但这种机械的“一刀切”方式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任何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地方，社会群体结构都是多元的，永远是三教九流、“鱼目混杂”的，遍地是“高端人才”的景象根本无法长久维系。

    所以 ，外来人口入户的方式应该尽量多元化，在“科举制”出现前，中国历史上不是还有很长时间的“举孝廉”吗？在“文革”彻底取消高考制度的时候，不是还有工农兵“推荐”读大学吗？由此，我觉得外来人口落户可否在现有硬性指标核准外，增加“举荐”方式，比如“社区举荐”、“行业举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举荐”、“社会公益组织举荐”等，以此扩大外来普通务工者进入城市的机会和可能性。例如，上面提到的夫妻干洗店，他们为周边方圆一公里的居民服务超过5年，诚实守信、价格公道、细致周到，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只要他们有意愿落户，就可以由其居住地的社区推举（甚至自荐），周围社区居民和接受过服务的顾客进行测评商议，最后由社区居委会代表大会表决决定。除了“社区举荐”外，各个服务行业（餐饮、建筑、公交、维修、家政等）也可以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举荐行业内的落户人选；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单独或联名“保举”落户人选；社会组织则可以通过各种公益活动遴选出落户人选。总之，真正做到“不拘一格举人才”。